拜登执政两月有余，对华政策基调和思路基本明确，就是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突出与中国在广泛领域的竞争，在竞争的同时又兼顾必须的合作和必要的对抗。但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架构、优先领域和路线图等具体内容尚不明朗，其政策走向主要取决于在三个层面的博弈。

中美博弈

拜登对华政策能不能行得通，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反应。拜登执政后，先是放风，公开阐明其对华政策基调；继而造势，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协调对华显示其强势地位；再是摸底，在阿拉斯加与中方举行对话，了解中方的基本立场；接下来就是进行内部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华政策方案。

阿拉斯加中美首轮过招，中方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美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横加指责，不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二是要推进务实合作，在经贸、人文、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三是必须管控好分歧。与美方以竞争为主、兼顾合作与对抗的对华政策基调不同，中方对美政策基调是以合作为主，管控竞争，避免对抗。

尽管中方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但美方能否正确解读，在政策酝酿过程中能够吸收多少，这些尚不清楚。从中美关系的过往看，还存在一种令人担心的可能，即美方选择性地解读中方立场，甚至歪曲中方立场，为自己所用，那样既误判了中方，又误导了自己。无论如何，中方要做好通过更多的对美互动来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准备，这个互动过程必定是艰难的博弈过程，需要勇气、智慧和技巧。

内部博弈

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国内协调至关重要。拜登既需要聆听团队内部不同声音，照顾民主党内的不同诉求，也需要面对来自共和党的压力。在拜登团队内部，有的主张要强硬对付中国，提高对华竞争的有效性，有的主张在竞争的同时要兼顾务实合作。在国会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中，主流观点是对华强硬和施压。

总体来说，拜登对华政策主要受到四大势力的塑造：一是价值观派，对中国持意识形态偏见，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等旗号对华施压；二是战略派，关注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汲汲于与中国开展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三是商界，希望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扩大两国经贸联系；四是全球治理派，主张要与中国合作应对跨国挑战，推进全球治理，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这四大势力的政策影响不是固定不变和泾渭分明的，而是动态且相互交织的，而拜登本人的政策偏好与优先关注至关重要。

目前看来，以国务卿布林肯为代表的价值观派和以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代表的战略派在对华问题上声调较高，动作频频，这似乎表明他们是在主导对华政策走向。但是从拜登执政日程看，他优先关心的是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布林肯和奥斯汀所推进的对华议程不仅服务不了拜登的执政重点，还有可能妨碍实现其优先目标所需要的中美合作。如果价值观派和战略派对外难以制服中国，对内又帮不了拜登多大忙，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美国商界（包括科技界）因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和科技战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去年美国大选中为拜登出钱出力，希望拜登执政后能够改弦更张，让他们从发展动能强劲且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充分获利。拜登执政后，商界不断表达改善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期待，但拜登政府尚未决定取消特朗普对华加征的关税，而是把它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并且还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强化对华科技限制和封锁。如果这样的态势继续下去，商界肯定会大失所望。接下来他们如何游说和施压拜登政府，值得关注。

与盟友的博弈

强化与盟友在对华问题上的协调是拜登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在欧洲是以北约为抓手，在亚洲是以美日印澳四国架构为抓手。华盛顿为了争取盟友的支持与配合，主要打三张牌：一是价值观牌，要求盟友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随美国起舞，对华施压；二是战略牌，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要求盟友跟美国一起在南海、台海、东海挑战中国；三是经济牌，要盟友与美国一道，重塑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加强对华技术封锁和打压，制定针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规则。

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向盟友打出的三张牌或许多少都会有所斩获，但问题在于，盟友能随美国走多远？在价值观问题上，当下一众盟友积极跟随美国在新疆问题上向中国挥舞制裁大棒，接下来可能还会在香港问题上对华发难，但他们会将各自的对华关系作为这场价值观之战的人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南海、台海问题上，美国的盟友会定期或不定期派军舰和飞机来报个到，甚至跟美国一起搞些军事演习，但其中能有几个国家准备为此与中国开战？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盟友们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但要他们减少或舍弃从对华经贸关系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则是不现实的。

布林肯日前在欧洲对北约盟友称，美国不会强迫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个表态虽然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也表明布林肯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即盟友出于自身在对华关系上的利益考虑，大多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尽管一些盟友（如英国）在华为问题上迫于美国压力做出了选择，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整个对华关系上跟着华盛顿走。因此美国要打造针对中国的冷战式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阵营是不可能得逞的。这就是拜登政府对华打盟友牌的限度。

三重博弈之下，拜登的对华政策制定不是一个轻松过程。行之有效的美国对华政策取决于目标是否合理、资源是否充足、手段是否可行，而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中国变了、美国变了、世界也变了。世界既不可能回到一超独霸的后冷战时期，更不可能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如果美国政策精英不能摒弃唯我独尊的心态、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不能适应变化的时代和世界，就无法构建一项明智的对华政策，其政策实践也会充满矛盾和挫折。过去几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留下了不少教训，它能否使当下的决策者变得更聪明一些，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