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说过，“美国的公共外交，总是和国家的迫切需要相伴而行”。美国政府将公共外交视为实现对外战略、推进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越是在美国受到挑战的危机时期，公共外交就会越受重视。公共外交更是美国历届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支柱之一。十年前中东和北非风云变幻，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推进美国“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绝好机会，尽管尚未从“次贷危机”中缓过神来，还是立马拿出1.5亿美元大搞公共外交，支持埃及民主化进程。这背后的信条就是约瑟夫·奈鼓吹的软实力、巧实力，即“除了威逼和诱惑并重的硬实力，以说服、吸引为主的软实力，以及通过策略和先进技术对软硬实力综合运用的巧实力，也可为美国在全球实力分配中加分”。

一般认为，公共外交主要着力于塑造本国的正面形象，通过输出本国文化，给他国民众留下文化痕迹，以形成对本国文化的亲切感、认同感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贸易好处、经济利益。而现在的美国政府则甚为粗暴，就是试图用数亿美元的公共外交专项投资，在目标国直接砸个“公民社会”出来。而美国希望出现的这个所谓“公民社会”，无非就是“和平演变”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科教、环保、女性权益、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包容性，这些美国使馆开列的项目清单，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也有意识地避开了政治、宗教等容易触发它国敏感神经的话题，但项目所具有的心理塑造战略进攻能力不容忽视。比如动物保护问题、女性权益保护问题，都是利用人们普遍具有的平等观念、同情弱者、关心爱护小动物、尊重生命等基本良善，有意识地创设话题引导舆论走向目标国政府的对立面，并有意将动物的生存权拔高到人权之上，将男女平等曲解为所谓男女平权、“一人一票”、街头运动式女权。这些观念并非与目标国文化历史相兼容、相适应。这是美国主动为目标国创设的观念，就是要通过长期的战略性运作与资助，挑动社会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很明显，通过公共外交推动形成所谓“公民社会”，这张牌背后直接暴露出了美国意识形态、美式价值观。

不得不说，在公共外交的宣传方面，美国是很有一套的，被称为“看不见的宣传”，其策略是，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像从来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这些人却天真地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艾伦·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法思考问题”。布热津斯基说，“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在世界青年中”。的确，在东欧和苏联，这些青年曾是“苏东剧变”的主要力量；在中亚和高加索，这些青年则是“颜色革命”的参与者；在中东、北非，这些青年又成为阿拉伯的“茉莉花”。

很遗憾，不是所有的目标国、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愿意接受这一套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谦虚、谦和、有礼貌，当然会受欢迎。如果有的人骄傲、骄横、不文明，那这样的人在哪个环境下都不会受欢迎。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对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早已使得这些所谓的美式公共外交遭到了巨大而且坚强的心理抵制。“和平演变”那一套，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作者是国防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