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这一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方面，拜登关于“美国领导世界”的主张着实牵强过头。

特朗普当政时，为总统选举的一己之私，政治化处理疫情。在抗疫中，对内搞反科学，对外搞甩锅，直接导致其卸任时美国新冠累计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分别超2400万和41万，均居各国之首。人们普遍期待执政后的拜登政府能够走真正的国际合作抗疫之路，然而近半年来，华盛顿采取的却是“联盟抗疫”与以病毒溯源为由的“推责抗疫”，前者分裂了国际合作应对疫情的进程，后者表明当下美国政府依然走的是政治化操弄疫情的老路。

当前，美国新冠确诊与死亡人数依旧居高不下，巨量囤积疫苗并未对国际抗疫做实质性贡献，均表明当下美政府内外抗疫举措短视、自私特征。因此，美国领导全球抗疫只能使疫情更难处理，国际抗疫进程更加分裂与复杂。

其次，拜登团队反复强调美国要领导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但审视过去30年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人们发现，美国是国际应对气候问题最大的“玩忽职守国”。民主党总统们任期内以全球领导者姿态签订“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但共和党总统们执政后则迅即将其束之高阁。这种场景反复出现，人们逐渐明白，美国现有政治运作机制下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更多是忽悠或迫使它国承担减排和提供资金应对气变的义务，其自身则始终是“美国优先”。我们倾向于相信拜登团队有应对气变的诚意，但也有理由相信，其应对气变的国际努力最后可能仍以美国“逃课”告终。这样的美国，又要出来担当该领域领导者，能真正让其他国家信服吗？

第三，拜登政府固有的联盟理念与实践，使美国丧失了拥有全球领导地位的正当性。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强化北约联盟的系列重大举措，已导致欧洲再次深陷大分裂与大对抗悲剧。剥夺俄罗斯欧洲属性，已将俄罗斯与北约/俄美关系推至结构性对抗的宿命。拜登政府当下着力推动的印太战略，正试图实现中美及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友之间深刻对立，以实现分裂亚太既有区域融合、确保美国在亚太区域优势之目的。一个痴迷于制造冲突、分裂、对抗的国家，不可能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同。就此而言，美国宣扬的全球领导地位更容易制造祸端。

第四，要拥有全球领导地位，就必须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总体的健康与活力，当下的美国显然不具备此条件。过去四年中，美国内部的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深刻混乱，如何定义“美国”和“美国人”都在民众中产生了普遍争议。政治分裂、族群对立冲突、民粹肆虐等乱象，更昭示出美国社会戾气弥漫、极端势力横行的现实。美国当政者不是聚焦国内问题的建设性解决，反而一味对外制造对抗和冲突，对内制造更深层的群体对立，以此来拉抬选情。高达30万亿规模的国债与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也无时不在加剧着美国自身的治理难题。美国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此时它依然执意要领导世界，这无异于跟自己作对。

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仿佛生活于梦境之中，不屑于去接地气，更不去考虑本国民众真实情绪且懒于理解时代趋势。他们对全球领导地位的痴迷，实则是罔顾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民众切身感受和利益。我们真心希望美国政治精英们能尽快醒来。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