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和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对认知进行有效矫正，克服对美国、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刻板印象的影响。
总体看，对华战略认知失调，是导致当前美国战略决策以及行动出现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回归冷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一个能够被观察到的比较显著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看作是美国认知失调的具体表现：简单修改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认知框架，将之套用于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战略决策及行动具有“仪式化”特征。这种仪式化特征落实到具体的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就出现非常典型的“复刻战略”现象，即美国在没有真正看懂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的情况下，纯粹遵循华盛顿自己的认知，系统性地机械复刻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将其用于当下中国，然后将希望寄托于出现当年苏联一样的结果。
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能够准确描述正在发生大幅变化的美国新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对美国的正确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又一关键因素。构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关键，是避免知识体系不适应导致的认知失调，以及在失调认知的基础上，对美国对华战略盲动的“合理化解释”。直白说，美国本来可能做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动作，态势对中国有利，然而我们解读时将之“合理化”，建构了一个对中国占据压倒性优势乃至无法反制的“理想化美国”，然后在此基础上出现“自己把自己给唬住了”。又或者，如果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建立在欧美精英已有观念基础之上的，那么很可能就会漏过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基于上述认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出现怎样的失调呢？3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催生基于“新自由主义”认知基础上的错误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欧美国家在享受“冷战红利”的同时，无意中陷入所谓“资源诅咒”，即一路高歌猛进后，突然发现遭遇到新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以远超美国预期的速度和强度，出现在欧美面前。而错误认知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外向归因”，不去反思自己，将问题简单归结为“都是中国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上，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美西方普遍性地认为，中国一定是用了一种美国不知道的方法作弊，或者没有遵循美西方制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者在与美国竞争时直接占了美国的便宜，才实现这种“不科学”的发展。这些美国人的潜台词是，如果找到并制止中国的“作弊方法”，那么中国自然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威胁。
这些美国人探索所谓中国如何“作弊”的方法，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权。人权就是劳工权，西方认为中国通过低人权发展模式实现对西方的赶超，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就可以消除这种威胁，于是持续不断地要求中国劳工权益。第二阶段找的理由是人民币汇率，即所谓操控汇率的问题。第三阶段找的理由是知识产权保护。他们理解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假设和前提是中国这些年的所有发展都是建立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之上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美国的认知如何扭曲，最终能采取怎样的行动，还是要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制约的，其中带有标志性的是两个：
第一，美国可支配战略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以美国联邦政府国债除以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得的百分比，近似描述了美国可支配战略资源的大致发展情况。总体看，1929年到2021年，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能够采取何种类型的战略，与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呈现某种高度的相关性。现在这一比值为106%，达到并略微超过美国参加二战时的峰值水平。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战略决策面临的可支配资源的限度，并且解释为何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扭曲，但真实转化的程度相对还处于可控状态，毕竟缺乏实质性可支配资源的支撑。
第二，客观形成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导致的约束性结构。冷战结束30年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的产业链，客观上对美形成制约和牵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所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描述的就是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或许可以用“二元垄断”模型来解释：美国“垄断”的是资本和创新，中国“垄断”的是高端制造，中美双方进行有效合作，则可以在全球范围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决策者，部分或者整体性进入某种建立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扭曲状态；他们做出的决策会诱发不断自我强化的战略焦虑，继而在短期内对中美关系构成较为显著的冲击和挑战。
对中国来说，新的应对策略的基本方向也已经比较清晰浮现出来：原先，假设美国是一个有清醒认知和优势可支配资源的理性行为体时，对美国的战略可以是后发制人，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必动。现在，假设美国开始陷入某种对华错误认知后，那么就有必要假设，他们有很多动作不是有意识的、健康的战略动作，可能是抽搐式的盲动，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不随小人起舞，也不能任由他们胡来”的新策略，守好底线，画出自己的红线。当美国既没有触犯红线，也没有影响到底线，只是进行抽搐和盲动的时候，我们只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既不需要过度解读，“从不合理中找出合理”，也不要过度反应。对研究者来说，意味着需要形成自己一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然后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观念和固定的框架，对美国的态势、行动以及中美关系做出判断，从而将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