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事务》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世界的“巴西化”》。文章从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性的失败说起，作者没有把失败归咎于短期政策性失误，而是探讨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结构性趋势：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服务大多数人的国家机构崩溃并被只保护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私人制度取代，有能力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公共危机的部门被削弱，重大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政府缺乏长期规划能力，越来越多的精英腐败，法律为垄断性技术公司所操纵等等。

之所以选择“巴西化”一词，是因为这个国家被视为上述趋势的先驱。正如文章所说，“巴西化”的鲜明特点是“Belíndia”（“比利时”与“印度”两个词的合写），少数人像生活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国中，过着富有的日子；而大多数人过着不稳定和不富裕的生活，就像在印度一样。

文章认为，“巴西化”正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延伸，从华尔街金融财富圈与美国中部“铁锈地带”的结合，“中等收入”岗位的消失，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毒品滥用、犯罪集团猖獗等，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这种趋势背后有两个关键性的经济因素。21世纪的头20年，世界经济增速总体上并没有放缓。2000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2%，2020年为3.5%。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了，七国集团平均经济增速从2000年的2.8%下降到2020年的1.3%，降幅超过一半。

从历史上看，虽然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最为严重的短期经济衰退。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七国集团的中长期经济复苏速度比“大萧条”时期还要慢，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停滞”。

如此缓慢的经济增速使得政府无法提供整体性项目来改善全体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越来越多的人缺乏机会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就积累下不满，这种不满无法通过经济改革来消减，而是被越来越多的政治压迫所替代。

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巴西化”》一文把这一过程视为资产阶级追求国家利益的失败。尤其是1964年巴西资产阶级放弃了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转而支持一场亲美军事政变。2003年，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当选总统，2011年，另一位劳工党候选人罗塞夫赢得大选，他们在任内启动了一项“国家项目”，经济上采取稳健的政策刺激增长，社会政策上偏向公共利益，外交上采取注重实现本国利益的独立政策，积极参与“金砖四国”机制。但2016年巴西议会通过一场“法律政变”罢免了罗塞夫，从而使1964年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再次上演。

文章承认，在这一消极的全球性趋势中，中国是个决定性的例外。文章认为，除了中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执政精英在追求任何形式的‘国家工程’来融合社会大众”，除了中国的崛起，“过去40年的全球故事是一则倒退的故事。”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世界的“巴西化”》一文的分析是准确的。走出印度的机场，你马上会看到大规模的贫民窟，有时甚至聚集了数百万人。在巴西，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被“favelas”（贫民窟）包围着，那里贫穷滋生、犯罪盛行，武装分子不仅公然对抗警察，有时甚至与军队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既不想建设国家，也不为大多数人提供前进的道路。他们寻求把自己武装起来，使被压迫者远离特权财富中心。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20年前，美国分析师迈克·戴维斯在《石英之城》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洛杉矶的富人区是如何“自己给自己雇用警察”的，富人们不关心贫困地区，他们只是试图用暴力手段保护自己免受贫困之苦。

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法国城市周围的贫民窟及伦敦的贫民区当中。这些地方有大量失业人口，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任何实际改善生活的希望。政府不是试图为他们提供一条有前景的道路，而是加强警察镇压力度以及强化意识形态上的种族主义。

简而言之，《世界的“巴西化”》所阐述的趋势是真实的。

但也有相反的趋势——一些政府在努力为大多数人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项目”。中国当然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例子，古巴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巴西和玻利维亚的左派政府也在寻找这方面的努力。

在拉丁美洲，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项目”与所谓“巴西化”（从属于美国）之间的斗争很明显，围绕资产阶级未能为国家发展制定宏观规划的分析有严肃的事实基础。资产阶级的失败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衰落，“巴西化”是其中一个典型。

《世界的“巴西化”》准确指出了西方社会的消极趋势以及中国的成功。但它忽视了南方国家正在发生的积极趋势，以及它们与中国构建“双赢”关系的能力，这需要我们给予更多关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