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之际，对于中共为何能在20世纪上半叶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又在下半叶以来有力推动中国走向全面复兴，国内外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中共不断在制度上进行自我革新，是其长葆活力、赢得中国人民支持拥护的原因所在；中共的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发展规划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务实主义的工作作风等，也都备受关注。
近代以来中国的“长问题”
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也要看到，自百年前诞生时刻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对深刻影响中国国运的长期性问题保持高度专注，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予以有效应对。中国共产党强调不忘初心，其中也应包括不能忘记需要解决的那些长期性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性问题，但就近代以来中国所需处理的内外关系来说，有些问题却跨越时代而有着结构上的稳定性。在历史变量的背后，还存在着不时被人忽视的历史常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带领国家前进过程中的权衡选择。
具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的“长问题”，就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全球化冲击和积贫积弱处境下必须进行政治重建，其要义又在于化解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意志对中国国家性的摧毁，在重新获得政治自主的同时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推动世界秩序走向平等公正。这也构成了现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
百年前深受全球化乱局冲击
晚清危局之际，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概括了不仅是晚清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处语境的根本性变化。当时对中国来说是“大变局”，对世界来说同样如此。进入19世纪中后期以后，亚洲东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明圈、亚洲西部的奥斯曼帝国体系，都被深深裹挟进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政治”进程，全球化前所未有地达及全球，长期以来以来相互离散的世界转变为等级化的相互关联的世界。它颠覆了清朝276年的国运，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陷入国际等级秩序和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构，使清朝中国在治体消散的同时，政统和道统也无法经受全球化的冲击而坍塌。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强化了绝对等级制的殖民帝国体系，造成全球化边缘地带国家的社会撕裂甚至国家崩溃，也给全球化中心地带的国家带来社会对立和政治对抗。20世纪中下半叶的全球秩序重建和福利制度在很多国家的发展，都是对之前全球化乱局的应对。这也表明，一个能够得到有效管理的全球化才能造福人类生活，一个缺乏规制的全球化则可能贻害四方。
尽管全球化有其起伏和周期，但19世纪以来的世界总体已处于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而如何“管理”全球化，就不仅是国际社会也是各个国家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现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对此有着充分认识，这体现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推翻帝国主义”和“节制资本”等政治语言中。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主题，因此是抵御外来强权与改组中国社会、规制资本权力的合一。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题并未消失，但建设国家而非革命战争已成主要任务，践行这一主题的方式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下半叶前期，中国进行了国家制度重建，其中突出的政治增量是强化了政治对资本的规制和对国家财富、资源的协调分配，它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政治平衡观念、宏观掌控资本运动的经济计划（规划）制度以及党对国家事务的审议权力等，从而建构起了国家发展主动权，包括对长远发展的规划能力以及在发展中的资源分配、维护公平公正的能力，进而得以在外保国家安全的同时，内部免于资本无序扩张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失序。
在与全球化的磨合中走向成功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始终贯穿了对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中国崩溃的政治反思，这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体现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运动与战争，在20世纪下半叶前期则体现为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治制度、机制及相关机构的建设。等到能够抵御外来冲击的经济基础、政治能力形成即筑起“防波堤”后，1978年后的中国，再次选择对外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
认为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中国在“本质上”反对对外开放或抗拒全球化，或许是一个片面看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第十条“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明确提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于科学技术，“大部分先要照办”。在建国后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也表达过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这可以作为部分原因来解释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忽然发生出人意料的转圜。
这与此后不久中国全面转向改革开放，是同样的政治逻辑使然。当代中国在前期建构了对冲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机制和能力，才保证在后来重新加入全球化时能够吃下“糖衣”又吐出“炮弹”，既有效借助全球化的有益方面又避免被全球化撕扯。
如何顺应全球化潮流，在实现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良好发展的同时又不被全球化的拉力造成社会瓦解、政治动荡，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空前进步，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有序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在内外关系上的新变化，仍然都是需要悉心应对的问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