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近来频频针对中国进行议题设置，发动舆论攻势。在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应如何赢得国际话语权，改变当前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的舆论态势？

国际话语权较量的背后是全球传播网络之争。全球传播研究的开拓者阿芒·马特拉指出，文化和传播网络的构建伴随帝国霸权的确立而来。从19世纪至二战期间，英国一直统治着世界的通信体系。其后美国成为全球传播网络的超级中心，通过不到10家跨国媒体巨头，构建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传播体系。

按照地缘政治学观点，全球范围的霸权政治效果取决于征服远距离空间的投送能力的较量，交通网络的效率定义了军事传输能力，而通信网络的效率定义了价值观传输能力和软实力能力。西方国家当前建成的全球传播网络，使得全球信息流动高度不平衡，主要是从北向南、自西向东单向传播。这是一个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传播系统，由快传播媒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组成的网络传播生态系统）和NGO、智库、研究机构等慢传播媒介组成。

资本通过媒体掌控意识形态，推行新自由主义哲学理念。先由新媒体和通信产业提供媒介全球化或者媒介帝国主义的基础设施，通过如陆地和海底电缆、卫星传输系统等提供全球传播的物质基础。基于这一网络，国际资本以大型多媒体集团的形式进行国际化运作，向其他国家提供商品广告，通过媒介内容和生活方式的呈现引发示范效应，刺激受众对商品服务的持续需求，从而服务于全球金融和商业秩序。

全球传播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有：伊尼斯的“帝国传播”理论。它指出世界文化秩序变换背后的隐秘逻辑：每当一个新兴帝国崛起，伴随领土的占领，都存在文学与文化空间的占领。同时新媒介的崛起也形塑和巩固了帝国通过构建由交通、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组成的传播网络，可以使覆盖的区域归纳为一个具有同一信息和时间的国土空间，并在此媒介生态环境下塑造高度同质化的意识形态。

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它描述了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构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全球性价值观层级结构进行文化殖民统治。他以计算机人造卫星与通信电子行业为例，提出通信技术是美国全球管理的核心，它利用手中的全球传播网络把所有国家都囊括进来，从而塑造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制度。

卡斯特的“全球网络社会”理论，则主张世界各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网已经联网化，组成了一个全球网络社会。主权国家的概念已经被某种单一的权力体制所替代，全球已经成为某种互通互联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网络，多媒体商业集团成为全球传播网络的核心，传播权力由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和网络建构权组成。全球治理体系和内在动力机制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传播网络具有生命周期，不断迭代发展。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基于全球网络社会的舆论战从电波战开始转向算法战，其标志性事件是数据驱动决策的全球参与中心成为美国政治战和舆论战的核心决策机构。这一机构隶属美国国务院，前身是全球战略反恐怖通信中心，任务是作为数据驱动决策机构，领导美国各机构积极应对境外对手利用虚假情报和宣传破坏美国利益的企图。全球参与中心基于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数据驱动的快速决策。它的核心理念是，任何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内容，第一时间出现在推特中，因此推特可以被视为庞大真实世界的直接代表。该中心每天提取5亿到10亿条公众推文，以推特为基础侦测世界的实时动态，以供决策，通过Edge Rank、Page Rank和Graph Rank等算法的调整，协调美国在全球的安全、情报与媒体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发布，从而有效操控全球舆论态势。

全球传播网络的主导权归属，就是政治、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本身。当前美国的全球战略对抗重心尽管在逐渐转向中国，但其网络舆论战工作重点仍然是全球部署、多线作战，同时适逢全球数据基础设施新一轮周期性迭代，在全球舆论场上，我国仍存在机遇。

未来我国在全球传播网络参与和主导的主要对策，可包括如下三点。首先，当前时代，世界数据中心并不亚于过去的世界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应进一步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和包括通信网络、新兴信息技术、算力枢纽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次，系统性地对西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秩序更迭经验和全球传播网络的深层逻辑进行研究，构建战略工具箱和战略性研究学科群，实现全球舆论场的实时态势感知，提供敏捷决策咨政建议。第三，基于我国的经济内外双循环格局，构建文化战略性供给核心节点，推进全球媒体文化秩序再平衡。（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