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晚舟获释到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再到美国商务部长表示“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商业联系”，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和表态被不少人视为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但仅以此判断中美关系尤其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发生变化，显然远远不够。回顾今年以来的三个重要场景，更有助于我们看清美国对华态度实质。

第一个场景是今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一场线上活动上发言时称：被广义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将按照新战略参数运作，主导范式将是“竞争”。

“接触时期已经结束”这句话对认识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变化轨迹可用一条时间线表示。2010年是“拐点”。当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排在美国之后。美国内部有声音称中国外交开始变得“咄咄逼人”，美国政府也开始推动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对华接触政策”散发着火药味。

2015年，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到2016年大选前，两党精英内部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2017年，特朗普政府称中国已演变为“危险的战略对手”。2020年，美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前发表“新铁幕演说”，称“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行不通。”

接下来就是坎贝尔今年5月的讲话，代表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明确宣布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这标志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已明确放弃“对华接触政策”。

坎贝尔所谓“美国对华政策将按照新战略参数运作，主导范式将是竞争”，早在今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中已有显露。这是我们认识美国对华政策实质的第二个场景。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场白中声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布林肯的话显示了拜登政府总体对华政策的新态势。但问题是，美国嘴里说着“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实际做法是“竞争”吗？以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为由在第三国抓捕华为高管作“人质”；以莫须有的“强制劳动”罪名打击中国农业、太阳能和服装等行业；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中国科技公司；不让中国参与“规则制定”等等。美国显然是以“战略竞争”之名行遏制中国发展之实，拜登政府的“激烈竞争”跟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没有本质区别。

至于“能合作的地方合作”，美国政府非但没在抗疫等“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反而大搞对华“甩锅”把戏。对华合作？一个字，就是“虚”。

怎么看“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美方在涉疆、涉港、涉台议题以及“网络攻击”“经济胁迫”等对华表示“深度关切”，还指责中国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坚守的所谓“利益和价值观”。美国要在这些领域跟中国对抗，但中国也已多次严正表态，在这些方面，中国“不能妥协、无法退让”。

基于此，布林肯的话实际上是“合作”最虚，“竞争”最实，而“对抗”下手最重。中美关系主导范式是竞争加对抗。而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拜登政府在这三者中如何选择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第三个场景是7月中美天津会谈。美副国务卿舍曼称希望中美关系有“护栏”和“参数”，不希望激烈竞争演变为冲突，说美方的目的是“管控”。

但怎么管控？“护栏”和“参数”又是什么呢？美方所谓的“护栏”，实际就是它所谓的“规则”；“参数”，就是坎贝尔所说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运作所依据的、布林肯提到的“一套新的战略参数”，即“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

说白了，美国的“管控”是“单行道”，要管控的是对方而非自身，是让对方“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而非美国自身“遵守规则”。美国自认为是此类规则的捍卫者，还称将“从实力地位出发”迫使中国遵守这些规则。而所谓“实力地位”实则要借助盟友力量。

因此，美方态度依然明显，即它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是中国的责任。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要跟中国进行“极端竞争”，但又不希望演变为冲突。它希望中美关系要有“护栏”，但“护”的是美国自己，“栏”的是中国。美国所作所为还是在加剧中美关系紧张，而不是在“管控”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以“接触和韬光养晦”为特征的时代已经结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提出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拜登政府则提出中美关系“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两国政策相互呼应的地方越来越少。在“竞争+对抗”的主导范式下，中国不应对美国改变态度产生幻想。

但让人聊感欣慰的是，美方至少在表面上还在宣扬“不冲突”。尽管美国宣称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中美之间“接触和对话”仍然存在。只是未来怎么走，不以对中美关系理性之士的意志为转移。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两党四年轮换期”，这会使中美关系产生很大不确定性。（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