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文雄成为日本新首相后中日关系能否走出困局备受关注。分析普遍认为，岸田内阁在对华关系上若想有所作为，将面临很大牵制和困难。但辩证地看，在目前日本政治格局及生态下，重视对话、倾向求稳、政策务实的岸田当选，对中日关系而言并非“下签”。下一步双方沟通如能及时跟进、灵活顺畅，两国关系不乏战术缓和及企稳转进的机遇窗口，可以有所期待。
岸田难改日本对华战略基调
根据目前情况判断，岸田与前任的政策连续性应是远超变化性，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原则或手段难以发生有意义的突破或转变，总体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巨大改变。有人将岸田的派阀血统、个人风格或竞选话语，作为推测其上台后对华政策走向的依据。这些个人或策略层面的因素当然需要考虑，但这只是一种格调而非政策。实际上，安倍、菅义伟上台后，在对华外交上都有异乎“风格标签”的意外政策表现，因而更重要的，是当前日本的国家利益界定以及对华政策范式的宏观规锁效应。
岸田文雄 资料图
近10多年，日本几乎所有外交防卫政策文件都在高调渲染安全环境险峻以及所谓“中国威胁”，认定中国崛起“改变现状、挑战秩序”，妨害日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追求。基于此，日本选择采用典型现实主义逻辑的“制衡”战略。在这样的大战略设定下，日本对华政策呈现两大主要特点：
一是政策核心原则有很强连续性，包括加强军力建设、强化日美同盟、在全球尤其印太广泛拉帮结伙等。这些“制华”套路不以首相个人意志为转移，对岸田来说也是如此。二是当外部条件发生重要“不利”变化时，为避险止损，日本对华制衡战略亦会伴有“战术对冲”等策略性变化。这也是其对华外交姿态显现摇摆不定和机会主义色彩的原因所在。
同时，就自身执政条件而言，岸田改善中日关系面临很大制约因素。美国的战略管束、“安麻体制”及政坛保守右翼坐大、已被毒化的对华“舆情民意”，这“三座大山”可能远非岸田的政治权势与战略魄力所能对抗或搬动。并且，岸田的要务是解决国内经济民生、应对两场艰难选举，在对华外交上能投入的资源实在有限。
战术缓和与阶段企稳或可期待
岸田虽属弱势首相，不致日本对华战略发生剧变，但他可以也需要在其中加入一些自主想法，打造外交亮点，显示政策特色。实际上，岸田在施政演说中谈及对华关系时，就表示“同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称“将继续和中方保持对话，就各种共同课题展开合作”。可以说，其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也具有部分有利条件。
首先，岸田将经济与民生作为施政重点，为中日合作与关系稳定留下了空间。岸田提出“新型日式资本主义”、“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改善分配与贫富差距等政策主张，表示“经济增长即为资金来源”。就此而言，中日既能“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也能在经贸领域找到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企稳的巨大空间。
其次，岸田丰富的政治阅历与外交经验，可以发挥相应作用。岸田曾长期担任外相，处理外务慎重持稳，在执行安倍对华路线上并无明显激进表现，在推动2014年以后的中日关系转圜过程中亦不乏作为。作为相对“知华派”，其知晓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来龙去脉以及政策红线所在。例如，尽管做了一些涉台“选举表态”，但其10月8日的施政演说中并无涉台表述。
再次，岸田对华既有沟通渠道也有对话意向。岸田深知与中国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是重要邻国，中日应进行对话、举行首脑会谈。其任外相多年间与中国外交负责人保持工作伙伴关系，彼此熟稔。
最后，2022年的两件国际及双边盛典大事，是岸田也是中日之间的机遇。岸田已表示日方期待北京冬奥会顺利召开，双方因势利导、积极互动，则可发现关系转圜契机。另外，岸田指出面向202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进行首脑对话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岸田所属派系“宏池会”及其代表大平正芳等，曾为两国恢复邦交做出卓越历史贡献。中日可借此重温初心，相向而行，重启因疫情暂停的首脑外交，“共同迎接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
日本对华政策尤须汲取反面经验
岸田曾在竞选期间屡放狠话，围绕经济安保、国防建设、“人权”处理、“岛争”应对等均有鹰派表态。我们更愿相信这是一种竞选策略而非政策誓言。面向未来，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近期中日关系遭挫下行，其中的反面经验尤其值得岸田新政府注意和汲取。
一是要精准拿捏经济安全保障与正常经贸往来之间的“度”，勿使前者过度从而搅乱中日经济合作，伤及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岸田非常重视经济安全保障，但兹事体大，须切实把握平衡和适中。
二是在推动军事转型方面，慎处“自卫”与“攻击”边界。岸田在选举季对日本“整军经武”显露热切姿态，针对目标不言自明，此易造成中日安全困境及地区不稳。互不构成威胁是中日政治共识，亚洲邻国期待的也是“文雄”而非“武雄”首相。
三是在干涉中国内政方面应停打擦边球，勿踩红线。随着对华博弈加剧，日本围绕“人权（价值观）”及“台湾问题”打开此前禁忌工具，屡屡“踩线越界”，致使中日关系出现新的复杂困难局面，对此中方已有多次提醒戒告。
四是须理性辨识一般（边境）争端与战略对抗的区别，勿以“一岛之争”煽动国家危机与总体对抗、以局部争端绑架整个中日关系发展。
五是不应使对华外交被内政因素绑架和干扰。坐视和放任日本政坛的保守右翼等非健康势力肆意搅乱、祸害中日关系，危害极大，后患无穷。
六是日本当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保持适度平衡姿态，维持一定战略自主。日本曾一度在国际关系的复杂权衡中设计微妙平衡的对华政策，但在近期尤其菅义伟执政的一年多里，日本外交出现严重失衡，奋力联美制华，导致中日关系持续僵冷。
总之，如果岸田内阁切实吸取反面经验，自肃克制，释放对华善意，恶化不止的中日关系首先或可按下暂停键。再通过双方积极沟通与互动，在动态演进中推进持续小步积累，那么在岸田政权下，中日关系将可能有较大缓和余地与发展空间。（作者是中国社科研日本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