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未来将从四个层面推进中美双边接触：在美中利益一致的紧迫问题上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继续谋求在伊核、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合作；在台湾问题上加强沟通以管控分歧；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等。
这意味着美方有意加大对华接触的力度。但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仍坚持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基调，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遗余力地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冷接触、热竞争”的特征。
冷接触
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宣布以对华战略竞争取代接触政策，拜登入主白宫后，主管印太政策设计的坎贝尔等官员也公开表示“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终结”。现在拜登政府又要加大对华接触力度，看上去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作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方式，接触政策有其特定的内涵。在目标上，它着眼于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内外政策行为；在手段上，它谋求通过交往、诱导、融入等方式影响中国。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智库人士开始质疑接触政策的可行性。特朗普执政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美国朝野的主流认知是，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对华接触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未来也不可能成功，因此美国要改弦易辙，以对华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取代接触政策。
虽然有特定内涵的对华接触政策结束了，但作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接触行为不可能结束，因为美国无论是推进对华合作、协调，还是处理分歧，都需要借助沟通、对话、协调、谈判等交往方式。拜登政府当下加大对华接触力度，不是恢复接触政策，而是基于美国内政外交的现实需要加强对华交往。
既往的接触政策曾经催生了中美之间上百个对话机制，两国政府间交往十分频繁，范围广泛，尤其是奥巴马时期的年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规格高、阵容大、议题多，烘托出中美接触的热乎劲。随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今后中美之间的交往将带有“冷接触”的特征。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双方在新形势下对接触的效果不会抱太高期待，更少幻想、更多冷静；二是接触的有限性，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三是接触的重点会更多聚焦分歧和争端，反映出中美关系中伙伴成分的下降和对手成分的上升。
热竞争
尽管中方反对美方以竞争界定两国关系，但把竞争作为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方式，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发展态势变化所带来的美国政治精英对两国关系性质的新认知，是美国在新形势下维持霸权地位的需要。
与冷接触相比，对华竞争会带有热度。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存在开展对华竞争的巨大冲动。中国是美国“最主要、最严峻的战略竞争者”，是美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最可怕对手”，这些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高度一致、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好斗性，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弥漫着一种通过竞争和对抗完胜中国的强烈欲望。
其次是竞争的剧烈程度。在广度上，美国对华竞争会是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的；在深度上，竞争会导致中美在产业链、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联系受到严重削弱甚至脱钩；在强度上，竞争的力度前所未有。
第三是竞争有升级为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正如我们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所看到的那样，对华竞争导致了空前激烈的贸易战、技术战、外交战。拜登政府也明确把对抗作为对华政策“三分法”的内容之一，而在国家间的实际互动中，从竞争到对抗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事实上，在拜登执政的第一年，中美较量相当激烈。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又多次表示，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要为中美竞争建立“护栏”。中方已经向美方指出，防止中美关系失控的“护栏”就是三条红线，即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防止发生冲突的“护栏”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美方在两国元首视频会晤中向中方传递的信息是，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然而，这些表态与美方实际的政策行为颇不一致。拜登政府不断渲染与中国的竞争是民主与专制的竞争，召开所谓“民主峰会”煽动与中国的对抗；竭力拉帮结派，搭建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对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将一个中国政策虚化，将三个《联合公报》边缘化。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何以能构建防止中美关系失控的“护栏”？
中方加强塑造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冷接触、热竞争”的特征，中方要加强对中美关系的塑造。
一是塑造接触的条件。中方不反对交往，但美方要带有诚意，要对中方表现出尊重。如果美方没有诚意，缺乏对中方的尊重，接触就没有意义。
二是塑造竞争的规则。中美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要使竞争不失控，关键在于确立合理的规则。美方试图主导竞争规则，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规则必须由双方来定。
三是塑造互动的结果。接触、竞争甚至对抗都是国家间互动的方式，都是为了追求对己有利的结果。不管美国对华战略战术作出什么样的调整，中方都要确保互动的结果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