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29日发表题为《为什么这么多“民主国家”举步维艰？》的文章，作者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H·皮尔兹。文章指出，如今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面临的最普遍、或许也是最深层次的挑战是政治碎片化。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对施行有效治理几乎毫不关心，而这是一项重要的民主价值观。如今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面临的最普遍、或许也是最深层次的挑战是政治碎片化。

政治碎片化是指政治权力分散到很多不同的人手中，形成这么多权力中心，以致“民主政府”难以有效运作。

拜登总统意识到了这一历史性挑战，然而，即使对政府拥有统一控制权，民主党内部的分歧也使他的基础设施法案推迟数月才获得通过，并使人们不能确定“重建更好未来”计划中哪些部分——如果有的话——将获通过。

在欧洲的多党制和美国的两党制中，碎片化的形式不同。欧洲“民主国家”正在经历传统上占主导地位、自二战以来一直统治国家的中左翼和中右翼大党和联盟的分崩离析。这些政党的支持者已分裂成新的左翼和右翼政党，以及其他一些就意识形态而言不那么容易定义的团体。从2015年到2017年，有30多个新政党进入欧洲议会。强烈认同某一政党或某党成员的人的百分比已急剧下降。

这对治理能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德国，两个大党以往加起来经常获得超过90%的选票；在今年秋天的选举中，这一比例骤降至不足50%。在2017年的选举后，由于支持率分散在多个政党之间，德国花了6个月才拼凑起一个执政联盟。荷兰在2017年大选后组建政府所用时间达到创纪录的225天。

在众多党派纷纷攘攘背景下组建的联合政府也更加脆弱。例如，西班牙被迫在2015年至2019年间举行4次全国大选，以找到一个稳定的执政联盟。通过数字手段突然涌现的政党，包括反政党团体，彻底扰乱了政局，就像英国脱离欧盟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那样。

导致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出现碎片化现象的那些力量也在搅乱美国，尽管我们（美国）的选举结构使有效的第三党极不可能出现。碎片化力量在两大党内部涌动。共和党方面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该党在2011年至2019年控制众议院时，吞噬了本党的两名议长约翰·博纳和保罗·瑞安。

同样，拜登政府的核心问题是，民主党能否克服内部冲突，制定出有效政策。引人注目的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原本计划就基础设施法案进行全体投票，却因为她无法获得足够多民主党选票而予以撤销——这一非同寻常的证据表明，在碎片化力量作用下，议长要团结其议会党团是多么困难。

“重建更好未来”计划最近的失败——至少就目前而言——导致党内不同势力间发生了一场引人关注的公开内讧。

巨大的结构性力量推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政治碎片化现象。在经济方面，这些力量包括全球化助推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的停滞、不平等加剧以及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愤怒；在文化方面包括因移民、民族主义和其他问题而起的冲突。

在美国的新政和二战后，左翼政党曾经代表不那么富裕、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现在，这些选民正成为右翼政党的基本盘，而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在转向左翼政党。大党正在努力思考如何在这一令人震惊的转变中拼凑起能赢得选举的联盟。

通信革命也是起破坏作用的一大力量。在整个欧洲，它引发了组织松散、无领导人的抗议运动，扰乱政局，催生其他政党——但使有效治理更难实现。

在美国，新通信时代使不受制于任何政党的独立政客的崛起有了可能。一个有了更多独立政客的国会将更难控制。

通过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他们可以找到并组织起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者。通过互联网筹款（尤其是小额捐款），政客自己就可以成为有效的筹款机器。在这个时代，政党领导人缺乏他们曾经拥有的迫使党员接受党的路线的影响力。这就是众议院议长要辞职或重新安排投票的原因。

现在，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政治碎片化，这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政党和政府执行有效政策的能力的深深不满。然而，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碎片化使政府更难做到这一点。拜登是对的：“民主国家”必须想办法战胜碎片化力量，以表明它们能够再次施行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