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威胁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陷入短视。前总统特朗普通过加征巨额关税发起贸易战，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加剧。随后美国又接连限制中国获得美国高科技，对中国官员施加制裁，削减赴美留学签证数量，并且延续贸易战的做法，维持把中国称作“对手”的调门。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基于四个错误假设。首先，中国经济已达到所谓临界点，高负债、高房价、老龄化以及创新不足等因素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瓶颈。其次，中国的治理模式面临一些掣肘因素。第三，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社区封禁等引发社会不满。第四，中国正利用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或地区。

我们应该极为仔细地审视上述这些假设，因为误判中国带来的经济和人员后果将是巨大的：毫无必要的高额军费开支、自由贸易进一步受损以及可能错失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增速最快的消费市场。美国过去已经犯过严重误判错误，比如越南战争带来数千亿美元损失和巨大人员伤亡，在“反恐战争”名义下的各种入侵和占领导致美国损失10万亿美元，并伴随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而鉴于中国的体量和影响，误判中国的代价尤其巨大。

让我们仔细审视以上四个有关中国的假设，思考它们的纰漏错误之处。首先，中国经济处于所谓临界点，可能因为高负债、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估值过高的房地产市场等面临瓶颈。在债务方面，中国绝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债务，不会受到外部市场力量的实质影响。其中不少债务又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相对容易管控，也不易受外部影响。在人口方面，中国人民本就拥有强大的韧性、毅力和自我奉献精神，加上延迟退休安排以及人工智能和科技等都可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至于房地产价格，即便存在泡沫，潜在损失也能被投资者、债权人、开发商消化吸收，政府则会控制更大规模上的经济后果，将可能带来的破坏和震荡降至最低，就像中国过去在宏观经济中所做的那样。应对这些经济挑战的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中央政府，后者一直把经济繁荣作为第一优先要务。

第二和第三个假设相互关联。这两个假设都已经被皮尤研究中心和爱德曼公司的民调结果证伪。调查显示，在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对未来更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值方面，中国表现都远远好于美国。鉴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打击腐败取得的真实成果以及中国聚焦共同福祉而美国过于注重个人自由，这些民调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另外，中国迅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使其对中国人民健康和中国经济的损害远远小于西方。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极其认真地应对疫情，带领人民采取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扎堆以及接种疫苗等防控措施。

影响美国对华看法的第四个假设，是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或地区。以此为由，美国自身走上了一条进一步军事化和对华遏制的道路，以此来应对它所谓的“中国威胁”，包括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根本不可能压倒中国。另外，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也使其庇护台湾的合法性存疑。尽管如此，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仍将继续维持巨大防务支出，为一场它根本不可能打赢的高成本对华冲突进行准备。而中国呢？将会继续在强化经济引擎方面加大投入，相关资金则是从务实的国防支出中省下来的。

美中关系未来并非没有转机，而且要想缓解这种紧张可以很快。首先，美国可以着手把财政投入的重头从军事领域转向美国竞争力的关键驱动领域。美国将GDP的3.7%用于国防开支，而中国这方面的比例不足美国一半——1.7%。美国可以改变数千亿美元的流向，通过大力投资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来提升自身竞争力。

恢复自由贸易是另一个快速而又相对容易的方法，可以让美国回到与中国良好相处并实现共赢的道路上来，可为双方围绕全球问题进行建设性接触创造环境。美国应该至少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即我们的假设是错误的，并且清楚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中国在获得美国高科技和进入美国庞大市场方面将会受阻，但美国公司也会丢掉进入中国庞大、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的机会。

或者考虑一下大规模科技脱钩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全球科学家群体是在开放信息共享模式下发挥作用的，这有利于全人类福祉。相反，如果科技突破无法共享，科学进步便会放缓，多种标准和互不兼容可能成为常态。当今世界正面临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病毒变异层出不穷以及难民危机等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什么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要关闭合作的大门呢？（作者是美国知名中国事务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