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多名美国学者提出，目前美对华政策目标和路线同现实情况是割裂的，事实上美现在的对华外交策略完全罔顾现实。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醒美国决策者，要想对华脱钩极不现实。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在《华盛顿的疯狂现实主义》一文中直言美国正在推行错误的外交政策。威尔逊中心报告也指出，美对华政策目标应该是如何在两国间维系持久和平，不能简单建立在美“委屈悲愤”上，而应建立在避免战争的决心上。美陆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加西亚发文章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明显缺乏现实考虑。首先，毫无疑问，美国目前对华政策正在进入一个再思考的新时期，这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客观上，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过去的垂直对比结构转向了水平对比结构。几年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中国与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形成多强的方阵，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中美力量垂直对比阶段的基础上。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讲“两超”，这至少反映出美国跟中国的综合国力发生了向中国倾斜的变化。2000年，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1/4，到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约3/4，中国超越了原来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直逼第一大经济体。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战略学界一些学者开始炒作中美关系滑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边缘。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当两个强国进入新兴大国跟守成大国的关系时，大概率会掉到陷阱里打起来。主观因素则是，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在用自己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重新审视中国崛起。华盛顿自己从曾经的新兴国家到如今的守成大国，这个发展过程就是走的一条国强必霸的道路，因此当它现在面临一个新兴大国，认为是来挑战自己守成大国地位时，就会固执地用自己过去的思维定式来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种种因素造成了美国如今重新规划对华政策的大背景。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在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这股战略思潮中，由于战略焦虑，甚至是战略恐惧，形成了对华敌视、警惕甚至要不惜代价进行打压的情绪。但是，美国舆论界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美方现在的对华外交政策是罔顾现实，与现实情况割裂。显然，如今美国舆论界对华的主流看法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但在美国当下充满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又是合情的，而那些不同的声音，则表达的是一种合理、理性的对华态度。也就是说，美国在对华认知中出现了合情和合理的自然对立。从合情的角度讲，当自己独领风骚的时候，美国不希望有别的国家超越自己，所以一旦出现新兴大国有可能挑战自己地位时，就要将其看作对手。但是这种出于情绪和偏见的敌视，在现实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又会充满了不合理，因此美国战略界现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美方一些学者在冷静下来、超越情绪化后，提出了客观的、更符合美方实际利益的观点，对现行美国主流的对华政策与意识形态提出了批判。事实上，美方有识之士现在对中美关系说一些客观的话，也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负责。

从美方战略界出现的这些理性声音中，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曙光，虽然这些声音还没有上升到政策层面，但这说明，当美方发现走了一段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路，甚至还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调整政策。

第三，我们应该认识到，当美国陷入战略焦虑、甚至是战略恐惧状态时，要想倒逼美国对华政策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正道，唯有一条路，就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定好的发展方向去走实走稳自己的路，才能形成不管国际环境怎么风吹浪打，依然按照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的战略定力。

从二战以来的历史发展看，美国曾有过两次战略焦虑期，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当时华盛顿内外交困，内部面临国内政治撕裂、种族矛盾激化的困境，外部开始出现所谓东风压倒西风的势头，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开始出现不利于西方集团的变化，朝鲜战争让华盛顿受挫，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飞船。第二次是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美国又一次面临诸多困境，国内面临经济通胀的沉重压力，国外又陷入伊朗危机。我们看到，当美国出现了空前的战略恐惧、战略不自信时，它往往会出台很多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政策。

因此，只有当中国自己的事情越办越好的时候，情绪化的美国必然将面临二选一的抉择：要么沿着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反华，最后让美国民众承受更大损失；要么回过头来同中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当美国不得不在双输和双赢之间选择的时候，相信就是中美关系回到正轨的那一天。（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