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的转折阶段，西方舆论中甚至出现一些关于“中美新冷战”的不实说法。确实，在高强度卷入俄乌冲突的进程中，美国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始终不断加快着对华方向上旨在“竞争和对抗”的节奏。美方关于俄乌冲突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弥漫、主张对华更强硬的“误读中国论”沉渣泛起、中国是美“最大地缘政治对手论”在府会扩散等等，不一而足。对这种现象，该怎么看？

首先，美国政治精英这种逢华必反的惯性思维与行动倾向，实际上是其对自身国家治理不当乃或失败的推责反应。最近三十余年来美国累积的政治极化、阶层对立、种族冲突、贫富悬殊等各种乱象沉疴日重，两年多的疫情困扰导致的经济紊乱及通胀高企始终加剧着美国社会内部的既有危机。美国政治精英数十年出台的相关应对之策，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着自身既有痼疾，其在选举政治中谋求得势的出路则是无一例外地归咎他方或外国。

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激烈转变，恰恰是在其内部矛盾集中爆发环境下当选的非典型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启动的。民主与共和两党政治精英缺乏根治本国深层危机的动力与智慧，而片面追求选举政治中的短期利益，这使他们自然地选择将导致自身问题的责任推到与其各层面联系紧密但文化与政治制度又与其迥异的中方身上。这种“鸵鸟式治国”之术不仅增加了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的反感，同时也因国内问题更趋严峻而导致真正有反思意识者的逐渐离去。

冥顽政治精英群体自身的裂化与民众对其累积的鄙夷，最终很大可能会使该群体在美国政治与社会中更趋孤立。应该说，这是美国根治自身问题与最终转变对华病态认识的关键前提。换言之，当前聚焦对华竞争和对抗的政治精英群体推销的政策在国内社会民众层面的共识并不牢固，支持中美合作的民意基础某种程度上说还比较坚实。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4月29日发表的《腹地之行，动人之旅》一文，即对中美互利共赢合作空间依然广阔的客观现实作了生动深刻的诠释。

其次，美国政治精英长期以来编织的“灯塔国”“山巅国”的例外论叙事近20年来已逐渐失去活力，当前其执拗地通过将中方树为最大地缘政治对手和散播所谓“民主Vs威权”歪理以重振美“例外论”叙事的操作，已经越来越蹩脚难看且明显失败。自独立以来，美国政治精英就没有停止过以制造或夸大对手来渲染自身优越与独特的行动和相关叙事编织进程：19世纪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被美化为“文明驱逐野蛮”，20世纪与苏联的冷战被说成是“自由击败极权”，冷战结束后头10年铆足劲渲染明显罔顾国际政治复杂现实的“历史终结论”，当前刻意挑起的对华竞争又被描述成“民主Vs威权”的较量……这个精英群体善于操弄“正义”“先进”“天命”等话术，以为美国对外野蛮侵略扩张披上所谓“替天行道”的画皮。

在众多鲜活案例的生动教育中，美国政治精英这番惯有套路当前越来越演不下去了，众多民智已开的美国民众和难以再被愚弄的世界其他国家，普遍认识到美国内外政策的危险和谬误。对美国政治精英群体“堕落”的不满，直接导致民众通过选票反复将厌恶既有体制的极端政治力量推向前台。美国两年多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更是已完全荒腔走板，截至5月6日美国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2万，远远多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疫情应对界定国家形象的当下，美国兜售的“例外论”很难在本国民众和他国获得共鸣。

当前美国政治精英将国内外困境一股脑甩锅中方，试图以此动员民众与盟友加入到针对中方的“大博弈”之中。这种操作不仅引起明了真相的美国民众的不满，而且招致美国一些盟友或伙伴的普遍抵制。美国政治精英群体试图构建“全盟友”式边缘化中国的政策显然缺乏持久活力。接地气、明事理才能出良治，以共同利益而非共同敌人处理国家间关系才能塑造持久稳定的国际格局，破解美国政治精英以“自身独特”叙事绑架民众与他国的困局，既是美国化解自身难题、也是其与他国平等顺畅交往的重要前提。

需要指出，美国社会依然存在较多对华认知并不极端且相对理性的力量，发出了不少反躬自省的声音。他们一方面提醒美国政治精英要客观看待中国，一方面呼吁美国社会在对华认知上不要误入歧途，基辛格、傅立民、史文等即是代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过去5年美国政府在国内诋毁中国的许多政策因备受社会层面的广泛质疑而不得不做出调整，美对华政策目前依然在政府与社会层面摇摆不定。

客观而言，我们恐难改变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固有偏见与好斗政策，但美国社会和民众则不然。只要持续筑牢中美两国经济社会领域已有较为牢固的互利基础，美对华冲突政策就会受到有力约束乃或扭转，最终变得更加理性。对此，我们始终抱有期待。（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