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盟峰会12日到13日在华盛顿举行。加上一周后美国总统拜登还将访问日韩，并在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不少媒体说，在俄乌冲突爆发近3个月后，拜登政府正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尤其加大对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拉拢。特朗普时期，美国曾打出“美国优先”旗号，呈现去同盟化趋势。拜登总统上台后，华盛顿重新开始强调同盟体系建设。尤其是在亚太，美国更是投入巨大精力，试图巩固传统同盟体系并构建新的同盟关系网络。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建设呈现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一，从以地缘政治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到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体系。冷战时期，美国以打倒苏联为最高目标，联系一切可能国家，建立一个跨越意识形态界线、以地缘政治形态为基础的同盟体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一度盛行“经贸决定论”，认为经贸合作可以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分歧，构建出一个全球化体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其实也是“经贸决定论”的一种变体。但拜登上台后，美国转而寻求建立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体系。

其二，从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制同盟体系，到多中心、多形态、多层次的网络式同盟体系。拜登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组建同盟体系的策略更加多样。美国从同盟体系的领导者，向领导者、关键少数和幕后推手三重角色并存的新方向发展。

以此为基础，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构建出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新同盟体系。这个亚太新同盟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分层次”。这实际上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一个固有特征。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由核心盟友、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三个层次组成。核心盟友是指“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主要载体为奥库斯联盟和“五眼联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不仅与美国之间有着常规同盟条约，还拥有宗教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一致性，以及在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超同盟关系。盟友则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主要战略抓手。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与美国既有常规同盟条约，又在价值观上趋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外围支撑力量。美国与印度、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蒙古国和越南等都有程度不一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类型中，印度最为特殊。美国对印度是拉拢与防范并重，一方面致力于发展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试图推动印度成为地区领导国家，另一方面又在寻求制衡印度的力量。

二是“联网络”。美国试图把亚太同盟体系北约化，推动不少跨越同盟界限的新合作体系。通过这个分散式、多中心的同盟网络，美国希望增强自己的战略弹性和可持续性。“印太战略”是美国的重要战略概念。通过这个新概念，美国试图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大国联系起来，以日本为主要战略基点，以印度为主要拉拢对象，形成对陆地大国的弹性制衡。“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美国的重要抓手，在这个机制框架之下还形成了几对双边国防外交的“2+2”对话机制和三边合作机制。日澳今年1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将两国关系推向准同盟高度。

三是“跨区域”。传统上，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与跨大西洋体系是相互独立的。这样一来，亚太与欧洲的安全事务都要通过华盛顿，美国可以很方便地维持自己的战略轴心地位。一方面，美国在努力形成“三洋联动”格局，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同盟体系整合起来，推动北约亚太化。今年4月，北约召开外长会，12年来首次修改战略方向和行动指南，并首次重点考虑“中国因素”。这次会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请进北约外长会会场。5月5日，韩国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这是该机构首次将成员扩大到欧洲以外国家，意味着韩国已加入北约的网络安全同盟体系。

另一方面，美国还努力推动北约成员国与亚太盟国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英国和法国已经开始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巡航活动。不久前，英国与日本也就“历史性地”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达成一致。这是日本签署的第三个同类协定，也是与欧洲国家签署的首个类似协定。

四是“跨领域”。美国传统的同盟体系主要关注政治、军事等“硬安全”领域。现在，美国还努力在“软安全”领域建立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多边层次，美国试图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以弥补因退出TPP而造成的经贸领导权损失。在一些更加微观的领域，美国及其盟国也在积极活动。“蓝点网络”、芯片四方联盟、疫苗倡议和相互承认疫苗护照协议等，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和疾病防治等领域。欧盟也在积极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去年6月，“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成立。今年4月，“欧盟—印度贸易和技术特别委员会”成立。这些都说明，美国正努力建设一个庞大的跨领域协商与合作体系。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有可能从挤压俄罗斯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目标，延伸到改变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价值观目标。与此相应，美国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亚太同盟体系也有向建立更广泛的价值观同盟体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