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5月20日抵达韩国，开启自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还将在下周的美日首脑会谈后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壮声势，美方刻意“剧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可能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同时加快向印度及东盟的喊话力度。IPEF真的如华盛顿宣称的那样能塑造亚洲经济新规则，乃至成为推动印太经济一体化的引擎吗？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IPEF必须正视其先天不足的三大短板，面对其难以回避的三大事实。

首先，IPEF存在先天缺陷，必须正视三大短板。一是框架目的的闪烁其词。到底为什么要构建IPEF？这是一个问题，更是一些国家的困惑。究竟是一些美媒渲染的解决区域供应链弹性、促进公平贸易、基础设施联通、清洁能源和低碳环保技术等问题，还是美国政府并不掩饰的试图制衡中国的新举措，抑或还掺杂着美国以塑造对印太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修正与地缘安保影响力之间的失衡？究竟是“为美国计”，还是“为印太国家计”？IPEF的指向既挖空心思、确立卖点，又用心良苦、闪烁其词。

二是框架理念的患得患失。在和平与发展主题没有逆转，疫情下多边合作不断逆势复苏中，IPEF的理念既渗透着美国高调铺垫的排他性底色、日本宣称的旨在与亚洲各国合作抗衡中国的遏制化思维，还传递着韩国等主张的深化供应链同盟、不应成为疏远中国工具的谨慎认知，还有一些国家担忧IPEF吸引台湾地区加入等遏华理念是否可行。散发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中和味道的IPEF无法让参与国淡然处之，如同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杜大伟所言，“何况一些国家对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新冷战不感兴趣”。

三是框架规则的支离破碎。与RCEP的规则及制度不断创新、CPTPP迄今最高水平的自贸规则相比，IPEF最明显的就是为美日地缘政治的需要而牺牲域内国家理应得到的削减关税和市场准入等刚性规则的支撑，甚至为了拉拢更多国家跟随美国起舞，做出所谓包容性和平衡性的随意解释。这些也注定了IPEF没有规矩约束，无法形成互利共赢的方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格林批评IPEF缺乏说服力，也是基于这一逻辑。

其次，IPEF必须面对三大事实。

一是印太国家不会放弃互利合作。截至2020年，中国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其他多数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疫情下，中国与东盟还首次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规则制约的IPEF会让东盟、印度等不惜损害本国经贸利益和民生福祉，主动放弃在多年对华合作中赢得的比较优势和好处，更遑论不计代价地配合美日围堵中国。亚洲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认为，“IPEF对稀释中国与印太国家经贸一体化作用甚微”。这一观点具有预见性。

二是规则的明显缺失导致各怀心事。连美国自己也承认，IPEF不像RCEP和CPTPP乃至中韩FTA等成熟的多边和双边协定，一不需要参加国议会批准，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来随时可能因突发因素被打回原形。关税和非关税规则的缺失也将让成员国各怀心事：日本担心冲淡本国拥有主导权的CPTPP和拥有话语权的RCEP；韩国和东盟担心无法扩大对美出口，还可能将影响对华合作关系；一些潜在成员还担心没有规则约束，类似特朗普退群的事情会随着美国政局变化卷土重来。

三是美国国内的掣肘因素如影随形。IPEF标榜塑造亚洲经济新规则，却刻意回避短中期的规则磋商，源于拜登政府明白IPEF的一些说辞不仅对摇摆国交代不过去，甚至对本国也无法自圆其说。美国一些智库专家批评IPEF拼凑的竞争属性将会冲击美国贸易、产业和就业，共和党也指责这一非约束性联盟对美企扩大市场准入几无帮助。11月的中期选举在即，IPEF大概率不会为拜登的民主党得分。

综上所述，IPEF是拜登政府应对中美竞争加剧、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拼凑而成的蓝图，本质是以经济的大义名分实现最大可能遏制中国影响力，确立美国在印太地缘经济主导力。不管其在实施路径上是避重就轻，还是逞一时之勇，都难以达到塑造亚洲经济新规则的预期目标。

亚洲国家还需要认清，IPEF的实施可能阻断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域内贸易链和产业链小圈子化、供应链和供应网政治化、自贸合作和区域交流阵营化，那将在亚太地区制造动荡和混乱，无益于亚太和平与发展。事实上，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而不应带有明显的选择性、排他性。▲（作者是黑龙江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