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日前在大选中赢得胜利，一些媒体在评论这场选举时称频频炒作“中国安全威胁”令澳执政联盟流失了选票。在过去的选举中，澳一些政客以能够应对外部威胁和反对党在国家安全方面缺乏经验为“选举弹药”取得了胜利，但这一次失灵了。

结合刚刚过去的欧洲国家几场大选，澳大利亚本次大选的结果表明，在对“安全威胁”客观性的判断上，大多数选民和政府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如今的公众不再是不了解国际事务且不知自己最大利益之所在的人，他们能够获得真实的资讯，为推动国内议程而拔高外部威胁的那些说辞，已经不太容易打动他们了。

近40多年来，东亚相对太平无事，这种和平局面以前还从未经历过。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值得关注的是东亚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了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亚洲经济体彼此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商品、服务、投资及人员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流动稳定地进行着。经济融合也推动了一些区域性机构及合作机制的发展，如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东亚峰会等。安全问题本不是本区域的主要问题。

为遏制中国崛起并共同采取行动，西方需要把中国形象置于一个负面的位置。为适应这一需求，莫里森政府让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主导了双边关系。澳国内的安全评论持续地被所谓来自中国政府的“外国干涉”所占据。在被毒化的舆论环境中，澳国家政策首先要服从安全部门的意见，经济和外交部门被挤到了次席。

此前，莫里森政府率先做出了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的决定；支持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抹黑批评新疆的人权，谴责压制香港自由以及对中国企业设置投资壁垒。这些转变并不反映澳大利亚真实的政治和社会动态，而是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而进行的执政操作。时间一久，公众自然感到舆论中夸张的“外部威胁”，存在着背离国内主题和幼儿化选民的嫌疑。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前不久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不是过去的苏联，它并没有攻击别国或强行将它们纳入一个大的联盟，也没有输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除了在南中国海有一些动作外，它总体上安分守己”。这样的认识，在澳国内的安全讨论中已渐渐被公众所接受。

澳大利亚等国的选举结果还表明，虽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可能地为自己提供最佳的安全保障，但公众对战略规划人员设定威胁的目的性并不放心。执政当局中那些以战略规划为职业的人，如果平时不把一个敌人的形象塑造出来，并展示他们和这个敌人所做的斗争，其职业生涯可能就会失去意义。所以，公众内心对政治人物口中的“安全威胁”一定是打个问号的。

莫里森政府的部分政客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论渲染“中国威胁”，为公众提示国家危机四伏的脆弱感，似乎主权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在当下西方的选举政治中，一种正面的未来愿景，已经不能够为社会共识提供聚焦点。所以求助于恐惧政治，认为恫吓选民不但是一种合理的政治方式，而且还拥有支持社会团结和道德复兴的重大潜力。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中澳之间中断了一切高层外交联系。若没有高级别的政治对话，不仅无法管控利益分歧，双边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往后拖。这会丧失以互利方式参与广泛问题的机会：如新能源和数字技术、气候行动、区域互联互通，以及在RCEP框架内，塑造一个新的更好的区域经济秩序。澳民众在大选中对政客的炒作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也说明，被认为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所知甚少的普通选民，反而能够在不确定的时候把握住问题的重要性。

此外，为应对“安全威胁”给公众带来的经济感受也是左右选情的重要因素。让中澳之间规模庞大的经济关系让位于安全顾虑的做法，不仅给澳大利亚带来了经济损失，也导致了澳大利亚在地区的地位急剧下滑。

同是美国重要盟邦的菲律宾等国，在大选中并没有出现高调应对中国威胁的安全议题。莫里森等人并不了解本国民众的真实关切，以及东亚相关各国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莫里森及其党派联盟失败是必然的。（作者是江苏省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