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称，美国决心避免与中国发生“新冷战”。然而，美国近期在亚太的种种行动，却让人对布林肯的这一表态产生怀疑。

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刚结束，美国总统拜登便又开始了任内首次亚洲之行。从访问韩国、日本，到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再到举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第二次线下峰会，美国政府在落实“印太战略”上可谓“拉开了架势，摆足了阵仗”。将拜登此次亚洲之行相关成果文件与布林肯的对华政策讲话结合起来看，华盛顿隐藏着三大战略意图。

首先，夯实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盟友体系，增强美国对地区事务的控制力。

拜登借韩国政权更替、对外关系调整之机，将亚洲首访地点选在了韩国，强化美韩同盟、诱拉韩国“大国平衡”外交转向的意味浓厚。在日本，拜登表态支持日本入常、重申对日的安保承诺，意在进一步强化两国的战略捆绑。美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了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将美英澳“奥库斯”同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纳入到声明当中；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安全合作的内容大幅增加，表明“四边机制”朝着实体化方向持续迈进。这些凸显美国将各种“小多边”连“线”成“面”的动机，意图打造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的“轴辐”式的盟友体系，控制盟友、掌控全局的“引线”牢牢掌握在美国手里。

其次，试图通过台湾问题将俄乌冲突的战略压力引向中国。

俄乌冲突仍处在白热化阶段，也是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最紧迫安全问题，但拜登政府出台的新版《国防战略》等文件，还是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5月以来的一系列“亚太外交秀”表明：对华战略竞争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轴”，美国不会因为俄乌冲突而放慢实施“印太战略”的步伐、放松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亚太仍然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战略关注点。

无论是在韩国、日本，还是在“四边机制”的会谈中，美国都将“防止俄乌冲突在印太地区上演”作为战略磋商的重点，把台湾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希望借题发挥施压中国、恶化中国国际舆论环境，企图利用俄乌冲突整合盟友体系，调转枪口针对中国，其战略动机可见一斑。

再次，垄断关键技术优势，操控产业链，用“印太经济框架”将“小院高墙”延伸至地区层面。

拜登访问韩国展示出构建先进芯片等供应链同盟、垄断和操控地区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强烈意愿；在日本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既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补充了经济内容，也释放出美国重构自身主导的亚太地区贸易秩序的战略动向。拜登政府利用“小院高墙”对中国实施科技封锁的用心已是路人皆知，其在全球层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构建供应链同盟，此次通过收紧同盟体系、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希望通过加速构筑亚太地区层面上的供应链同盟，引导相关产业链就近迁移至中国之外的亚太其他国家，控制数字经济时代地区科技与贸易的主导权。

美国的一系列做法，事实上为亚太地区挖下了“新冷战”陷阱。在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大战略背景下，华盛顿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着大国竞争的主轴展开。美国的霸权动机，自然驱动着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战略诉求，给亚太地区的合作制造新的裂痕。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本就是“冷战遗产”，而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本就是导致大国对抗重演的导火索，通过制造“中国威胁”强化这一同盟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可能重新激活这一“冷战工具”，另一方面或将使亚太地区自然陷入阵营化对抗的境地。借助俄乌冲突，美国已经实现了将欧洲重新战略捆绑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制裁的“绳索”，华盛顿正着力将俄乌冲突造成的阵营化对抗引向亚太，这对亚太地区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名为促进地区自由开放，实际上却是强拉盟友搞科技垄断，在亚洲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封闭排他的经济平行体系。

人们常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一个美国精心设置的“新冷战”陷阱正将亚太带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若坠入这一陷阱，21世纪以来亚洲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将不复存在，亚太地区将成为大国对抗的前沿和主战场。如何跳出这一陷阱，防止“亚洲世纪”成为“亚洲悲剧”？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既需要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型安全观念，也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安全实践——这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考验。（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