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后，我们做出何种战略选择将取决于战争结束的时间和方式。但我们可以估测出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将面临怎样的重大挑战，以及这场战争将对它们造成何种影响。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三项重要的美国利益：处理美中俄大国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等跨国威胁，以及维护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意外事件往往会打乱我们对未来的如意算盘，但对正在盲人摸象的决策者而言，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总是好的。

从2017年开始，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就一直聚焦于美国与中俄的大国竞争。在战前几个月，中俄两国誓言要“世代友好”，中国还声称“东升西降”。但在乌克兰冲突后，西方重振雄风，北约已变得不再“脑死亡”（这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早前说的话）。而俄罗斯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军事声誉也备受打击，如何在战后重新融入国际体系将是俄罗斯外交决策圈面临的重要挑战。

俄军损失惨重

即使在战前，我们的大国竞争战略就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把不同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一个是衰落中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2022年两次悲哀地见证到，衰落中的大国往往更爱冒险。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都在衰落，但它仍有巨大的能量，既可以研发核武器和网络武器，也可以插手中东事务，甚至能威胁自己的邻国。美国需要施行新的对俄战略，不能总像以前一样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怀抱。

美国只关注大国竞争还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忽视了全球生态问题已对我国利益构成了新威胁。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将使美国损失数万亿美元，其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可能跟战争差不多。新冠疫情已经导致100万美国人死亡——把美国历次战争（自内战以来）死亡人数加在一起都没有这么多。

一些政客称目前的局势为“新冷战”，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但这一借古喻今的说法歪曲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战略挑战。在真实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贸易或社会接触，那时采取遏制政策是有意义的。然而在今天，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们可以出于安全目的，在科技方面与中国脱钩，但要想全面削减美中贸易将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目前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使世界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与美中经济脱钩造成的损失相比，这些代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2021年美国输华农产品增长37.7%

此外，即使破坏经济全球化是可能的或可取的，我们也无法断绝美中两国在全球生态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互依赖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定律而不是政治定律。乌克兰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些事实。一项好的战略是使美国与中国既合作又竞争。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指出的，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的不是彻底战胜一大致命威胁，而是进行“可管控的战略竞争”。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其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在本世纪30年代超过我们。但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它的经济增长率正在放缓，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劳动力在2015年已达到顶峰，而且它几乎没有任何盟友。即使算上俄国，中俄经济规模也只占世界经济规模的五分之一，而美日欧总的经济规模则占一半。换句话说，即使乌克兰战争使俄中关系延续到后普京时代，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能力组织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影响中国的行为。在乌克兰战后，我国战略的核心要素必须是继续维持这种联盟体系。

维持稳定和秩序符合美国的利益。当我们谈论国际秩序时，我们经常指两件事：潜在的权力分配或平衡，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规范和做法。乌克兰战争已削弱了俄罗斯的软硬实力，这使权力天平向我方一侧产生了些许倾斜。至于规范性秩序，载入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国际规则已被破坏，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仍能保持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减缓核武器扩散而在1968年设立的核不扩散体制受到了多大损害，还有待观察。

简言之，乌克兰战后的国际环境似乎有利于美国实施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但人类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许多事件有可能迅速破坏这一有利环境：比如，俄罗斯孤注一掷地实施战术核打击；台海发生冲突，导致全球经济大规模瘫痪；因俄乌冲突我们有了一手好牌，但美国的内部分裂却让这手好牌打得稀烂，并削弱了我国的软实力。未来总是不确定的，现在是时候未雨绸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