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1945年或1980年一样，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 1945年，面对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西方不得不创建新的国际治理、防务机构和欧洲合作机构。

1980年，在多年的核扩散压力之后，我们推动苏联的最终解体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胜利。

在每一个案例中，西方外交政策的目标都和国内政策的目标相联系。

1945年，在欧洲由艾德礼政府领导的英国，还有美国，都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服务，使广大民众能够享受到迄今为止仅限于少数特权阶层享有的福利。

1980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支持市场和私营企业，反对积极的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似乎阻碍而不是帮助了企业。

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转折点，并不是决定性的。重要的是，治理方式、计划，还有寻找世界存在意义的世界观，能相互配合，总体上为民众的进步提供条件。

1945年和1980年的这两个转折点下，至少按照各自的标准，都成功了。欧洲和平了，苏联解体了。直到本世纪初，西方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形势在改善，西方很强大。

布莱尔在迪奇利年度演说上（来源：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

但在2022年，我们有理由说，对于西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数百万人在基本生存线上挣扎，通货膨胀压低实际工资。拿英国来说，很快就会征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高的税收，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支出，然而公共服务却面临崩溃。尽管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目前占日常公共服务支出的44%，但它几乎瘫痪了。

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在西方各国看到类似的情况。

新型疫情造成严重冲击，乌克兰冲突更令问题雪上加霜。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和银行重组避免了萧条。当时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但这项政策扭曲了西方的经济，奖励那些有资产的人，惩罚那些没有资产的人，加上政府推行的紧缩政策，大大压低了社会中最贫穷者所依赖的服务。

这在政治上的后果，就是过去15年来民粹主义泛滥。传统政党眼看着自己被新一代的激进分子推翻，传统政治被搅乱，被贴上“精英”标签遭到民众谴责。右翼倒向民族主义，认为文化问题和经济问题同等重要；左派想靠传统国家权力解决不平等，拿身份政治推动激进主义。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绿党、中间派，还有极端的左翼和右翼。

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西方政治陷入大混乱，陷入党同伐异、丑陋、无效的恶斗。

这不能不影响到外交政策。最近，一位领导人向我抱怨很难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保持协调。对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现在拜登的对外政策，他的评价分别是：“太多、太少、太怪异、太软弱。”我予以反驳，因为这种描述不公平。就每一位美国总统而言，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最近一次是拜登为乌克兰争取支持。但我认为，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今天与美国打交道的人认为，美国国内政治劫持了对外政策，破坏政策连贯性。不幸的是，那些不是西方朋友的人也发现了这点。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对我们内部的民众来说，国内政治似乎功能失调；对外部世界来说，外交政策看起来不可预测。这两者都不利于西方的民主事业。

我当了十年英国首相，之后15年与世界各国政府有广泛合作。我学到了一件事，关键在于实际效果。不管是不是民主国家，政策的效果都会检验领导人和制度的成色。

民主面临的挑战是效率。政治宣传中总是说民主是透明、诚实和可靠的。这些很重要，但不能取代效果。最终，约翰逊倒台的原因不仅仅是丑闻引发的愤怒，而是对英国未来缺乏规划。 当可靠性都没有时，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今天，西方民主需要一个新的规划，来指引方向、激发希望，对世界变化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成功提供可信解释。

在国内政策方面，我认为关键是利用技术革命。这是现实世界中正在出现的最大变化。它会改变一切，包括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这在21世纪相当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这是我认为能解决增长和生产率低下从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唯一办法，也是改善服务同时降低成本的唯一途径。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就是如此。如果要应对气候变化，在减排同时保持发展，这是唯一答案。

问题是，20世纪左翼或右翼政治并不真正适合这种变化。政客们，现在习惯性地利用不满情绪操纵民众搞政治，认为这太“技术官僚主义”，也缺乏理解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现代国内治理的总体规划，我相信就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利用其中巨大的机会，减轻其风险。

幸运的是，在技术方面，英国处于有利地位。但是英国需要把政治中心转到技术进步上。目前保守党领导层把“减税”作为辩论重点，准备打击工党这个“加税和支出”的政党，这是重回80年代的老路，令人沮丧。

在外交政策方面，乌克兰应该成为重振我们使命感的支点。

不仅是因为俄国，也因为这对中国也很重要。

俄国的明确目的是压制乌克兰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其借口是乌克兰威胁了俄国。俄国领导人认为乌克兰国家地位不合法。这个事件就像一桶冷水泼在坐在咖啡馆里静静看报纸的人头上。

对乌克兰发生冲突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可怕的、不必要的死亡和破坏。

但震惊过后，我们意识到：这颠覆了我们对大国有理性的信念。 偶尔，边缘国家在边缘区域互相冲突。但俄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最大陆地国家，俄国领导人与其他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基本平等条件下交往。

英国脱欧在英国和西方内部引起持续震荡（来源：美联社）

我们可以说，2014年克里米亚或2008年格鲁吉亚，已经提出了预警。但事实是，这场旨在征服一个欧洲民主国家的全面战争是出乎意料的，因为这种性质是我们认为不可想象的。

六个月前，普京可能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瑞典或芬兰的想法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现在，这些国家领导人知道他们需要北约，理由很充分。

在冲突开始时，我主张对乌克兰采取双重战略：除了不直接参战和采取最严厉制裁外，西方应提供尽可能多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军事战略为谈判解决创造条件，当然这是在乌克兰及其民众接受的前提下。现在我仍然这么看。

问题是乌克兰冲突对更大的西方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几年前，许多西方人甚至质疑所谓“西方政策”的必要性。这听起来有些挑衅，甚至咄咄逼人，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和911事件后。乌克兰冲突基本上消除了这一质疑。

然而，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将来自中国，而不是俄国。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即将结束。世界将至少是两极的，甚至可能是多极的。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超级大国。俄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正如在乌克兰所暴露的，俄国有军事弱点，俄国经济规模是意大利的70%。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人口超过13亿，比欧洲和北美人口总和还要多。中国经济规模接近于美国水平。在过去20年里，中国积极和成功地与世界接触，拓展联系。可以看到，即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极不愿意放弃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创造了顶级的文化。中国民众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富裕。

所以，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不是苏联。

此外，中国现在已经在许多技术领域赶上了美国，并可能在其他领域超过美国。

这个新的转折点与1945年或1980年有质的不同。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东方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其他两个转折点上，西方民主世界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

但2022年的情况并非如此，至少是模糊的。

乌克兰的重要性在于它澄清了一点。由于俄国的行动，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以我们认为理性的方式行事。

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中国在短期内会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

但我们不能把政策建立在肯定不会发生的基础上。即使不考虑台湾，现实是中国正在积极扩大影响力。

中国不会孤军奋战。中国会有盟友，俄国是一个，可能还有伊朗。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拉拢很多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G20内部的分歧应该让我们警醒。有些国家倾向中国是出于利益，有些是因为不喜欢西方，有些是因为领导人倾向于非民主模式。中国只能拉拢一部分国家。但中国不仅会竞争权力，还会与西方的制度、治理和生活方式竞争。

我建议一种我称之为“实力加接触”的对华政策。我们应该有足够力量来应对中国未来的任何倾向，这样我们才能维护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但我们不应寻求全面“脱钩”或关闭互动或合作渠道。我们是清醒的，但不是敌对的。

我们应该表明，中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不同，我们的态度也就不同；我们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我们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

中国应该永远有足够时间来思考。中国政治体系不像俄国那样僵化。

我们需要对中国变化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如果不成功的话，也能承受。

为此，西方需要战略。没有它，任何规划都不会成功。战略需要在协调、承诺和有能力的基础上推动。

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核心所在。但这种关系需要内容和活力。我们需要与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和远东主要盟友保持协调，就目标达成一致，并坚持下去。美国将发挥领导作用，但盟国需要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

我们需要政治领导人准备好顶住国内政治压力。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无原则的，与“价值观驱动”的外交政策之间经常有一个粗略的划分，这是正派人所追求的。

但是，除非我们足够强大，能够战胜那些反对价值观的人，否则就无法保护价值观。力量不是来自于一厢情愿，而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政府不是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他们不是在写评论；他们在制定政策。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该增加国防开支，保持军事优势。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军队。但是，美国和我们都应该保持足够优势，能在所有领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或任何类型的冲突。美国人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正在迅速赶上，但美国需要追赶的事实应该给我们一个教训。

网络安全是新的防御前沿，需要全球协调的反应。

其次，西方在过去几年里在“软实力”领域表现糟糕。值得庆幸的是，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正在扭转局势。我们研究所在非洲和东南亚各地的工作中不断发现，不仅中国、俄国、土耳其，甚至伊朗都在向发展中国家投入资源，在当地国防和政治领域扎根。与此同时，西方及其控制的国际机构一直是官僚主义的，缺乏想象力，喜欢搞政治干涉但基本扑空。

然而，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发展中国家更喜欢西方企业。他们比我们意识到的更钦佩西方制度。

但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机构和政府更灵活，更能响应各国的实际需求，并进行协调。仅举一例，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可能出现新一轮难民和极端主义爆发。我们现在应该做好预防准备。

中国人口将要下降，非洲人口在未来30年会翻倍。我们应该帮助新一代非洲领导人实现可持续增长，改革农业，使拥有大量可耕地的国家确保粮食安全，对他们拥有的丰富商品进行加工和增值。

G7宣布了一项6000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这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受欢迎但姗姗来迟的回应。

新疫情刺激了医学的巨大进步。不久将发起“一针注射”运动，以确保向发展中世界和其他地方提供新一代的疫苗和注射剂，用于治疗疟疾、结核病、登革热甚至艾滋病等疾病。这将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西方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决不能放弃在中东的领导地位。这和石油无关，也超出了狭义上的安全，即与盟友合作挫败有计划的恐怖行为。席卷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对我们的长期安全至关重要，我们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民意调查充分证明了现代化运动在中东得到广泛支持。我参与的“亚伯拉罕协议”证明了中东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放手就前功尽弃。

西方有一些伟大的文化软实力机构，比如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广播公司。我们应该支持这些机构。

我们应该继续在气候辩论中发挥领导作用。

而且，正如所期望的，我们必须成为技术的领导者。美国和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

我们应该确保对数据隐私和技术滥用的合理担忧不会束缚创新或使我们失去竞争优势。一个共同的监管方法将有正面作用。

为了供应链的安全，有充分的政策理由支持就近外包、回岸外包，甚至是友岸外包。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一点升级成反对全球化、支持保护主义的总趋势，那将对我们造成伤害。

我们必须表现出持久力，坚守承诺，即使在艰难时刻，即使有时不受民众欢迎。从阿富汗撤军，降低了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介入，给我们留下了教训。

这一承诺必须包括我们的盟友。如果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应该说出来，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在盟友面临共同威胁时提供支持。

印度可以而且应该获得超级大国地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必须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在政策和思维中要重视印度。与印尼等新兴国家建立稳固关系至关重要。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看到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一个策略。我们按照计划运作，这个计划是由深远的政策考虑，而不是最新的推特消息制定的。

即使接受美国领导，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不想谈论英国脱欧引起的痛苦，但英国与欧洲重建合理的关系是当务之急。这将使我们能够在共同利益下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合作，并与美国领导层搞好关系。

这就是21世纪第三个10年里西方民主世界的外交政策计划：在中国不是将要崛起而是已经崛起的时代，保护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就像1945年或1980年一样，我们可以成功。从我卸任后在世界各地的经历中，我学到的一个知识是，人类的精神最终指向获得自由，这种精神是不可阻挡的。

毕竟，这就是激励勇敢的乌克兰人承受苦难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自由值得为之奋斗。他们的遭遇应该唤醒我们。旧的假想已经瓦解，世界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它不会等我们。

在某些方面，这一转折点比1945年或1980年的转折点更为关键。我们需要有组织、智慧、持续专注、有共同目标和共同战略来实现目标。

约翰逊离职获赠丘吉尔著作（来源：英国首相府）

最后讲一点：除非我们治愈自己的政治创伤，就不能有所作为。否则，英国怎么会出现政治一度被奈杰尔·法拉奇和杰里米·科尔宾主导的地步？或者，在美国打不打疫苗会上升到政治忠诚的地步？

西方政治必须走出这个疯狂的阶段。我们不能沉迷于幻想，我们要找回理性和战略，这迫不容缓。（作者是英国前首相，现任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执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