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媒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日前向总统尹锡悦汇报外交工作，着重介绍了发展与中美日等国双边关系的进展和计划。尹锡悦称，韩国需要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开展外交，并引领国际社会加强团结与合作。尹锡悦政府就任以来，韩国外交瞄准“全球枢纽国家”定位，不断展开跨区域互动以及双多边联动等动作，试图展现韩国新政府的积极外交姿态，提升韩国自主外交地位。但从韩国外长朴振访美和访日等一系列穿梭外交的成效看，韩国在处理半岛无核化、改善对日关系、维持中韩关系良性发展等主要外交议题上，面临明显的说易行难境遇，甚至可以说卡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间。韩国这样的东亚外交操作能走多远，不免让人担忧。

从保持外交自主和服务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韩国新政府追求“全球枢纽国家”外交定位无可非议。韩国依托双边外交巩固“强国地位”，通过多边外交构建和拓展区域影响力，以“全球枢纽国家”彰显“韩式价值观外交”理念等，也反映出韩国晋级发达经济体后更多展现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种迫切心态。但在本应处理得更好、堪称韩国东亚外交基石的近邻外交或周边外交方面，韩国新政府上任以来却表现得日益保守甚至没能顾及其他域内国家的一些关切；在本该维护得更好的中韩关系上，也暴露出模糊搪塞的表态与实际行动上的乖离；在本是同根生的半岛问题上更明显地追随美日，变得性急和强硬。

理想化地试图将“价值观外交”理念在东亚外交中付诸实践，但现实中却面临着复杂的东亚地缘博弈甚至域外势力操弄，这样的处境凸显了韩国当前东亚外交的无力感和迟钝感。尹锡悦政府近来支持率不断走低，虽然主要因为其在内政方面的作为没有达到民众期待，但也不能说与总统本人和新政府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场合的表现无关。

首先，韩国追随美欧日的“价值观外交”既不适用也不利于今天的东亚稳定与合作。东亚区域是文明、文化和价值观都多姿多彩的地区，也是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多元化的所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以及域内多数国家拒绝选边站队的外交做法都是上述理念的体现。但韩国总统出现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并大谈特谈所谓“价值观外交”，朴振外长在外交实践中也试图遵循双多边“价值观外交”，这些都不由得让人怀疑：韩国巩固美韩战略同盟、充当北约“核心伙伴”、追随美欧日填平在东亚的“价值观洼地”，未来究竟想向东亚引入什么？难道要在“价值观外交”基础上展开远交近攻？首尔真要充当北约亚洲化的一个前沿“哨兵”？

其次，韩国将解决半岛问题作为改善对日关系并摸索加强韩美日联合的一个主要由头和目标，但这从出发点上就存在隐患。与文在寅政府主张通过对朝接触和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思路不同，尹锡悦总统对半岛问题的“大胆计划”也好，朴振外长推动韩美日联合应对机制也罢，都凸显了韩国新政府在朝核问题解决机制上的某种失落感乃至可能的剑走偏锋。其实对韩国来说，破解半岛问题僵局最需“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思维，最需营造“域内问题域内解决”的氛围。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以来的朝核问题走势证明，中韩朝都是半岛问题不可或缺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在推进和平解决机制和塑造斡旋影响力上的独特作用只会越来越大，中韩需要咬定无核化目标相向而行，而不是指望借助域外势力介入去解决。

再者，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言不由衷”可能损害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今年正值中韩建交30周年，而立之年的两国关系不仅坐拥超过3600亿美元的双边年贸易额、近1000亿美元的双向累计投资，还有多年积淀的政治、外交互信以及总体上的民意支持。但韩国新政府一方面在行动上倒向美欧日的“价值观外交”，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正准备就加入“芯片四方联盟”做出决定，同时不断加大对半岛北方敌对的强硬思维；另一方面却又不断遣词造句，试图在言语上撇清与“损害中国利益以及社会情感”的干系，这种戴着面具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无助于中韩关系的长期稳定，容易引致类似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那样颇具破坏性的教训重演。行稳致远的中韩关系需要知行合一，需要实实在在的互惠行动加以验证，韩国政坛保守派口中那种“结局大不了就是政冷经热”的所谓底线思维，既要不得，也很危险。

韩国固然可以通过多个路径实现“全球枢纽国家”定位，但最好的选择仍是处好“搬不走的邻居”，最佳的捷径还是秉承“远亲不如近邻”理念，深化与东亚国家的外交互信和经贸互利。以东亚外交作为“试验田”，韩国面向全球的外交才有基础；以东亚外交作为“风向标”，韩国打造“枢纽外交”才有支撑。（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