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氛围显然处于极不健康的状态，以至于仍然健在的最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基辛格近日直截了当地向拜登政府建言，不应将对华长期对抗当作政策核心。确实，美国国内研究中国的智库、机构不断增加，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大量涌现，但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目前却消极居多。理性建议被搁置，荒谬主张被吸纳，几乎成为当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影响对华政策的突出特征。对此现象该怎么看？

首先，美国政府系统内的智库及专家受制于美国已经确立的对华竞争对抗原则，很难提出挑战当前对华强硬政策主基调的主张。近年来，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国安委、中情局、能源部等众多政府部门纷纷成立“中国工作组”等专门针对中国的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核心功能并不是促使对华政策更具灵活性和建设性，相反却是按照竞争对抗的总体原则工作，这些原则体现在美国前政府已公开和现政府已确定但尚未公开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换言之，这些机构的核心使命不是提出新思想，而是提供建议以完善对华强硬的各种论述以及充实对抗的相关手段。

这样的“工作组”内当然也有对华理解较为深刻的专家，但就功能而言，这些机构和专家皆属执行部门或特定工具，政府内部类似机构越多、充斥其中的“中国问题专家”越多，美国对华政策反而可能越趋极端。拜登政府对华核心政策总体上继承了前任，这意味着在美国“全政府型”对华竞争对抗政策下，政府内的“中国工作组”或专家更是难以平衡客观看待中国的意图及对外行为。这样的机构或专家越多，美国对华“全议题式”冲突政策不仅难以缓解，反可能会步步升级。

其次，美国社会层面有着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智库群体，其中的涉华部门有着较多对中国认识比较深入且政策建议较为平衡理性的专家学者。但就政策影响力而言，那些迎合对华竞争对抗口味、立场激进且意识形态偏见浓厚的智库或专家现在显然更加突出一些。当前美国国内的涉华舆论和政治氛围，已使那些倾向于务实灵活处理对华事务的智库或专家边缘化，仗义执言者更是少之又少，其影响力也不足以引起相关政策讨论甚或舆论逆转。

这种背景下，美国涉华议题的讨论已失去起码的底线，政治及政策讨论领域，一些铆足了劲扭曲中国意图、诋毁中国政治和对外行为的“中国专家”大行其道。在拜登政府各个部门争相设立“中国工作组”的背景下，这类“中国问题专家”都快不够用了。特朗普政府对智库和专家的轻视甚至蔑视，曾使不少智库在政策领域处境尴尬，它们在涉华议题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拜登政府重视吸纳智库专家意见，但却一时很难改变涉华议题讨论的舆论和政府内部“逢中必反”的氛围，其倚重的智库或专家大多流于“鹦鹉学舌”，主要工作变成了诠释前任遗留下来的对华病态政策。这不能不说是这个“专家”群体在当今美国涉华政策规划实施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讽刺。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推出理性和创新观念的能力甚至意愿。

第三，当下在美国政策领域较具影响力的涉华问题专家，大多缺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和起码尊重，而是侧重以西方理论或数据模型等来分析看待中国对外行为和观念，甚至将当前中国行为与历史文化硬性割裂开来，这导致他们既不能准确理解和预测中国对外行为，也很难有意识地纠正美国决策者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短视。

就职业操守和现实表现而言，当下美国相当数量的“中国问题专家”投机性和迎合性过于浓厚，的确无法与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兰普顿等前辈专家相比。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较多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有着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相当系统的了解，其与中国接触合作的主张历经美国国内政治动荡始终如一。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过程中，他们面向美国社会民众对中国行为进行分析解读，这对改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的氛围也起到积极作用。但当前活跃于美国政策圈或智库的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中，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欠“深沉”，涉华判断与解释也过于“快餐化”，这大概与近20年来美国政治与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分裂氛围有关。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的跨界“中国问题专家”有所增多，比如米尔斯海默等。米氏堪称“中国威胁论”的学界鼓手之一，他对国际事务的“美国化”讲解近年来越来越多聚焦于中国议题，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效仿美国”的“霸权化”解读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学界、媒体与政策圈内传播广泛，这也使他成为在国际层面渲染和扩散“中国威胁论”影响尤甚的“非典型”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节点，美国对华政策令人担忧，这实际上也导致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群体地位越来越尴尬。美国国内政治民粹化有增无减的现实，意味着未来数年美国或将很难产生一个真正能对决策发挥建设性影响的理性专家群体，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对华政策规划中的一大悲剧。（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