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有可能波动。5月以来官方关系的温和改善可能会逆转。

堪培拉需要尽可能好的建议，来增进国家利益。澳大利亚人需要关于中国和中澳关系的深入和平衡的讨论。

近年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有关中国的重要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研究所章程规定，在非竞争性的前提下接受数百万美元的纳税人支付的赠款，通过向政府提供“挑战性的建议”和“不同意见”来加强政策的制定。然而，在对华问题上，该研究所并没有提供多样性视角，而是利用了巨大的公共资源来鼓动澳大利亚的反华声音。

在过去的十年里，该研究所还引入了一种商业模式，除了原来澳大利亚联邦的资金，来自外国政府和包括军火商在内合作者的收入大大增加。很明显，这些支持者想把中澳关系推向对抗，来谋求其私利。

澳大利亚的超级反华鹰派，前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任命了一个自己派系的人当该研究所的新执行主任，后者长期在联盟党任职。

战略政策研究所有时会成为过分批评的目标。它的资金来源一般是透明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工作的质量。“澳大利亚国防成本”的预算简报，是该研究所产出低效的一个例子。

尽管如此，让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和评论继续接受独立专家评估很有必要，特别是这些与中澳关系关系密切。

2022年7月中澳外长在巴厘岛会晤（来源：法新社）

最近，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报告，还新开了驻美国华盛顿的办事处，彼得·达顿认为，这值得再提供一笔价值500万美元的非竞争性的赠款，由纳税人买单。

该报告声称，在咨询“澳大利亚政府和行业机构官员……”后，对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提出了“澳大利亚的观点”。

结论呢？“印太经济框架”被堪培拉的官僚和行业领导者视为“将更多投资引入印太地区、制定标准、形成供应链风险集体解决方案的机会……”。

这种膨胀的“澳大利亚观点”肯定会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因为华盛顿热衷于将“印太经济框架”描绘成抗衡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的手段。

该报告强调，“理解澳大利亚的提议对理解‘印太经济框架’至关重要”，特别是，“正如澳大利亚官员所指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相反，“它依赖于外来投资…… 作为市场准入的替代。”

首先要问的是，提供这些观点的“澳大利亚官员”是谁？报告没有透露，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允许匿名。

该报告采访了多少人？这是代表性的样本吗？还是从各相关部门平衡抽样？是否咨询了所有行业团体？读者并不知情。

撇开方法上的问题不谈，该报告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 例如，由“澳大利亚官员”公开反驳独立分析师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指责，可能有助于促进更好的政策制定和公众的理解。 然而，这样的批判性分析却找不到。

澳大利亚人应该知道，拜登政府执政18个月后，白宫实际上发表的是一个新闻稿：“对未来谈判展开集体讨论……”。

而且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声明也只是通过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才实现，而未来的总统能很容易地大笔一挥就撤销。这很难成为稳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很难投入宝贵的外交资源去认真谈判，也不能指望谈判的“结果”有约束力。

因此，也许“澳大利亚官员”本可以解释一下，“印太经济框架”究竟如何提供了促进更大外来投资的可信途径，还有所谓“制定标准”的潜力。如果华盛顿重视该地区的利益，就需要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把中国排除在外，毕竟中国是大多数“印太经济框架”成员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今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做了总结。他宣布，新加坡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毕竟“签约”是免费的，但“让中国经济融入，远胜于让它按照不同的规则独自发展”。

现在工党政府需要比二流建议更好的建议来稳定甚至改善与对华关系。战略政策研究所可以参与其中。但如果它不参与，就应该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