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差异是中美关系中的传统议题。由于中美两国在自身发展及历史演变进程中有着文化起源、地缘战略位置以及文明的传统与制度背景等差异，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不仅是自然的，更是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带来的必然。50年前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主席和周总理展开“世纪会晤”，凭借的恰恰是勇于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智慧。今天，拜登政府全力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其目的不仅是要将两国关系再度深陷意识形态冲突，更是试图全力抹黑中国。
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断言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竞争，是美西方“民主主义国家”和以中、俄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为美中关系重新披上“意识形态战袍”不是拜登政府开始的，但用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标准重新划分阵营、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这是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次，更是拜登政府确立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延续“特朗普主义”的结果。特朗普政府竭力想要将美国的抗疫失败甩锅中国，并开始全面攻击和打压中国。2020年，中美关系已经走到几十年来最低点。
拜登政府上台后，白宫继续全面发动对华“意识形态战”。美国出于护持霸权利益和保证霸权地位等目的，对中国的抹黑、攻击和妖魔化达到上世纪50年代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以来的新高度。
首先，美国政府对中国国际行为的攻击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例如，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美国攻击中国是不遵守国际法的“修正主义国家”；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攻击中国是“胁迫者”；在对世界的认识和行动上，美国更是污蔑中国想要建立“基于实力的秩序”，把自己历来推行霸权扩张与干涉政策说成是“基于规则的秩序”。
其次，拜登政府在其多个重要部门成立专门对华工作协调机构，整合对华意识形态斗争力量。去年2月五角大楼成立中国工作组；10月美中央情报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中国屋”。这三个新成立的机构虽具体任务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都承担着搜集和分析与中国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信息，执行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和对抗的任务，是专门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战”的主力军。
第三，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为了打“台湾牌”激怒和扰乱中国，拜登政府把美国原本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诺的“一中政策”，篡改成美国和民主国家要共同“维护和保障台湾的人权和自由”，以此来掏空“一中承诺”，并为大规模售台武器、为“台独”势力站台提供“合理借口”。
拜登政府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时期美国采取的对苏“遏制战略”的延续。面对心目中的最大对手美国的反应毫无例外都是集中激活与调遣自己的行政、立法等手段，通过全面抹黑对手和增强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阵营”，为自己打压对手制造及提供更多手段和筹码。
在中美两国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领域，华盛顿攻击中国给美国带来了“全政府、全社会的威胁”。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此前设立“中国行动计划”，调查、拘留涉及中美文教、社会和民间交往的人士，甚至以莫须有的指控，迫害和起诉美国大学参与对华学术交流的学术精英。美国财政部、商务部等机构全面限制和打压中美两国正常的投资和商务合作，目前已有超过600家中国企业、实体因为所谓的涉军、涉疆、涉港等原因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中美两国正常的民众交往和联系正在遭受空前的抑制和破坏。
对于拜登政府越发猖狂的涉华意识形态攻势，中国政府和社会展开了坚决全面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年度“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系统揭露了美国存在的对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权侵害。中国外交官多次在国际场合列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进行军事侵略的详细数据和案例。中国媒体则对美国在俄乌冲突背后煽风点火、打着人权与自由旗号蛮横干涉他国事务、不惜挑起国际冲突和争端的行为进行了深度揭批。
面对拜登政府持续的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我们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略战术。世界文明是多元的，各国实现安全、发展与富裕的道路选择更不可能只有一条“美国道路”。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福山近期也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美国一方面国内高度的政治与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又重新迫不及待地试图把自己梳妆打扮成“世界人权与自由卫士”，他对这两种现实之间的对立深感不安。
全球政治的本质是世界多元文明规则之间应时刻保持对话、互动与相互借鉴。美国倚仗自己的权力地位和美西方的阵营效应，在21世纪再度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战”，其真实目的是为自身违背全球化商业规则和国际自由开放经济合作机制，实施各种对华打压行动制造和提供借口。美国按照自身的利益需要肆意篡改国际规则，为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制造合法性。对美国的一己私欲和战略动机，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警惕，并以自己的方式全力反制和反击。
拒绝“新冷战”是中国明确、坚定的战略选择。中美关系的质变已成为中国发展正在面临的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压力。如何科学、有效、冷静地应对和化解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战略性打压，正在前所未有地考验着中国的毅力、眼光和智慧。（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