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舆论最近对于韩国外交安全部门缺少“中国通”现象表示出了一些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对华外交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尹锡悦政府上台前后直到现在，在外交实践上被广泛认为更加偏重美国，将韩美关系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与美国实际领导下的北约加强合作，推出韩版“印太战略”也被认为有配合华盛顿之意。在此背景下，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被韩国进步派批评有从属于对美外交的倾向，甚至被框定在了韩美同盟框架中。但盲目追随美国疏远中国，不但损害韩国自身利益也会危及中韩关系健康发展。

美国一方面竭力拉拢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以构建对华芯片封锁，阻断韩国对华芯片出口；另一方面诱使韩国芯片巨头大举赴美投资，掏空韩国优势产业。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还将韩产电动车排除在补贴政策之外，这更给了韩国包括保守派在内的当头一棒。当韩国的“美国优先”遭遇美国自己的“美国优先”，就连韩国国内亲美人士都生出“终究还是错付了”的抱怨。

尹锡悦一开始以政治素人形象上台，被韩国国内一些人士批评没认识到“萨德”入韩问题仍是中韩建交30年来的最大不利因素之一。“萨德”问题曾在朴槿惠时期造成中韩关系全面恶化，文在寅政府任内对华明确表示“三不一限”才使中韩关系柳暗花明。而尹锡悦先是于总统大选期间的1月30日在自媒体上上传“追加部署萨德”字样，后又明确表示不会继承文在寅前政府对华“三不一限”的表态，随后推动恢复现有“萨德”基地的正常运转，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反导演习，努力恢复韩日关系，甚至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韩国对华政策愈发表现出了对美亦步亦趋而对华外交自主性渐失的倾向。希望中韩友好的人士大都对这些做法可能带来的变化甚至冲击感到忧心，担忧这样下去可能导致中韩关系再次转冷，磕绊增多。

尹锡悦政府的亲美疏华倾向塑造了韩国外交界的政治氛围和外交官们的个人选择。韩国《朝鲜日报》最近发文称，韩国外交官们最喜欢的工作地点是美国，而就在几年前，中国还是韩国外交官们争相前往的去处。韩媒报道中还提到，在尹锡悦政府外交安全部门中，称得上“中国通”的人士屈指可数，但“美国通”“日本通”倒有不少，外交部长官和次官等都被认为与中国“相距甚远”。曾任韩国驻华大使的“中国通”权宁世被任命为负责对朝事务的统一部长官，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通”被边缘化的表现。这进一步引起人们对韩国新政府偏向美日的外交路线的担忧。韩国外交部门中的涉华事务机构，曾被称为是“努力学习中国并与中国处理好关系”的“中国学校”。但现在，这些机构人员变少，韩国能否继续处理好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因此遭到韩国国内不少质疑。

这种“缺乏‘中国通’的对华外交”让韩国国内很多人吃惊，也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主张对华友好的声音越来越小，这样的“缺失”不仅可能影响中韩关系，还会影响半岛问题的缓和与解决。尹锡悦政府嘴上说着试图扭转“安美经中”格局，在经贸方面与美国加深合作，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降低对华依赖，但实际操作中仍认识到对华经贸的重要性，中国也仍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新政府的政策理念还是产生一定负面效果。对华出口曾是韩国出口“第一功臣”，这个方向上被削弱，无疑成为拖累韩国整体出口增速和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之一。尹锡悦政府加强对华外交管理的必要性由此提高。

关注中韩关系的人士已经注意到一些变化。为了平衡“美国通”过多的外交安保阵线，尹锡悦政府任命郑在浩出任韩国驻华大使，韩外交部将崔永三任命为次官助理。在韩国外交部门中，这二人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通”人士，在外交安保政策团队中实现了“中国通”的“从无到有”。一线外交官与辅佐官发挥着上情下达、沟通内外的桥梁作用，可以迂回牵制尹锡悦政府偏向美国的外交倾向。尽管如此，他们决策权限仍然有限，只是提供决策咨询，没有直接掌握决策权。

尽管尹锡悦政府外交安全团队出现这些变化，但仍人数少、职级低、持续性弱。中韩友好人士都希望韩国对华外交能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从少到多、从低到高、更可持续，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韩关系。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文在寅时期韩国外交决策制定人士中很多都有丰富的中国在地经验或者研究经历，对中韩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有着洞察与体悟，这样更能制定出具有现实性也更对双方有利的决策。实际上，韩国现在也仍拥有大量这样的“中国通”人才储备。

综上所述，抚平在安全问题上的龃龉，恢复在经贸上的热络，已经成为尹锡悦时期对华外交必须直面的问题。韩国对华外交决策需要更多理性和专业支撑，使其能在中美韩三角关系中找准定位。（作者是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