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上周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被一些美国媒体描述为推动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一个紧密合作的新阶段甚至“顶点”。笔者认为，莫迪这次访美也向世界展示了印度在外交方面的企图，我们可从内外两个层面来解读印度下一阶段的外交战略。
着眼国内发展，印度将经历一个与世界互动关系更加强化的过程。印度希望2030年成为GDP全球第三，通过经济实力增长达到提升国际话语权并发挥外交影响力的目的。为此，印度准备了多手策略：一是吸引全球供应链向印度转移，抓住一些西方国家担心供应链集中而想分散投资规避风险的心理，努力招揽外资，数据显示2021—2022年度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较10年前增加了20倍；二是以2015年提出“数字印度”战略为标志，着重解决印度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并提高全民互联网接入率，进而创造一个适合发展数字经济的整体环境，增加经济增长动能；三是与美西方开展更紧密的科技合作，以“民主价值观”绑定和融入西方阵营，基于印度2亿英语网络用户和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联手美国打造所谓“技术民主生态系统”。
对外策略方面，印度将与发达国家的外交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进行分层，试图利用携带“价值理念”的外交穿插其间，对发达国家有一套价值接轨，对发展中国家有另一套价值接轨，意在其间扮演全球“南北桥梁”的角色。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印度自称“古老的民主国家”“最大的民主国家”，表明融入“民主国家”集团的意愿，并在“民主”的前提下与美西方国家进行高科技整合，引导对方加大对印度的高科技投资。印度与美西方在高科技和数字领域进行更深度的合作并非毫无基础，比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建立了某种情报交换和科技整合机制。另外，印度还能提供对于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有利的人口和市场，以及大力发展软件业累积的基础。借助这些条件，印度试图通过调整对美西方的开放程度来掌握主动权。
面对发展中国家，印度也提出较有吸引力的发展理念，努力证明印度的发展将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利。这些理念包括“地区所有人的安全与增长（SAGAR）”以及莫迪政府提出的“5S”方针，即Samman（尊重）、Samvad（对话）、Sahyog（合作）、Shanti（和平）和Samriddhi（繁荣）。最近印度提议在G20新德里峰会上给予非盟正式、永久成员资格，就是这种外交理念的具体实践。
通过积极融入“民主阵营”和争当“全球南方”领袖，印度是想以此化解美西方的戒心，表明自己无意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领导地位，以换取美西方对印度发展的支持，尤其是高科技方面。
总的来看，印度拟定的发展路线与中国的模式和经验有着相似一面，比如大力发展“印度制造”，广建基础设施，制定各种计划和政策吸引外资等，但又不完全遵循这样的路径。印度正在拓展的路径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试图以“民主价值”理念为纽带与美西方实现深度技术合作，融入所谓“技术民主生态系统”，进而在传统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目前正以多种方式支持印度发展，其背后大都有着封锁遏制中国的战略考量。比如支持“印度制造”，将印度视为投资与供应链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引导部分资金和供应链从中国转向印度，以削弱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时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支持其与中国竞争“全球南方”领袖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阵营对印度的支持加入了更多高科技因素，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美大国博弈同时发生，拉拢印度参与也是美国手中一张主要的牌。
这一系列策略也折射出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美国的传统同盟体系基于冷战对抗苏联的需要而主要分两大块，一是直接面对苏联的北约集团，二是距离较远的亚洲地区，美国利用双边条约绑定相关盟友，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式”同盟体系。如今美国的战略主轴转变为遏压中国，为此美国的同盟体系也发生了相应转型。过去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主要是为防止出现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与单个国家订立双边同盟条约更有效率。当下美国则是希望拉拢尽可能多的力量来遏制中国发展，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也相应地朝向多边化、网络化转型。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和美英澳“奥库斯”联盟就是美国新型同盟关系的样板。同时，美国也在加强与日、韩、菲、澳等传统双边盟友的横向联系，另外还试图将北约势力引入亚洲。在此过程中，虽然美印之前没有同盟条约，但美国竭力通过双边关系以及“四边机制”等将传统不结盟国家印度拉进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圈层，并将“四边机制”打造成一个包含军事、经济、外交和科技的全方位同盟，拉拢印度加入针对中国的战略封锁。
虽然有着不结盟以及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但现在印度国内一些人对国家利益以及未来发展的认知趋于短视，因而表现出加入美西方阵营的动机。印度近期的一系列外交布局，明线是靠近美西方民主阵营，提出“领导”发展中国家的方针政策，暗线则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内涵。印度的战略企图与美西方阵营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同步，其未来动向值得关注。（作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