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岸田政府日前以内阁决议方式通过了“2023年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简称“骨太方针”）。这是其执政以来推出的第二份经济政策方针。相比去年的方针，它似乎显得更加“厚重”，多了9页内容。其中，颇具新意也最受关注的是，它提出“资产运作立国”宣言，这使人联想起过去日本提出并致力于实现的“贸易立国”“科技立国”等口号。岸田是决意要掀起一场彻底的金融大转型吗？然而，仅就其所公布的“骨太方针”内容而言，迄今未见相关具体落地措施，这不免令人怀疑此举只是意在拉升国民支持率的政治姿态而已。

就本质而言，“资产运作立国”就是“金融立国”，金融领域恰恰是日本经济的“短板”所在。今年恰逢日本银行业创立150周年，1873年涩泽荣一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家银行，到1901年，日本银行数量已多达2334家。换言之，日本早就是一个金融大国，但却一直称不上金融强国。上世纪末，泡沫经济崩溃又对日本金融业造成重创。近年，全球掀起一场金融科技潮流，日本曾试图借机重振其金融业，但成效并不显著。截至2022年底，日本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攀升至2023万亿日元，相比美国，日本金融增长显得滞缓而低效。

微观经济层面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今世界金融界的主流在于资产管理公司。以资产规模排名的全球十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有8家是美国公司。三井住友是日本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它的资产规模仅为世界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的1/10。不仅如此，日本资管公司的主流运作方式是委托美欧公司，而非自主运作。以2021年为例，日本九大资产管理公司向美欧公司支付的“委托调查费”高达1125亿日元，其规模超过了这9家公司的纯利润之和（1040亿日元）。

日本金融环境的现状也距离“金融立国”的目标非常遥远。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用20年时间才最终解决了长期困扰金融业的不良债权问题。由于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复苏状态，日本金融界也失去改革动力。加之日本央行主导的“异次元宽松”政策已经持续10年之久，令日本金融体制陷入僵化。当前，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高达576万亿日元、占比超过53%。而且它持有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规模也已突破60万亿日元，这些都令日本国债和证券市场机制严重扭曲。

事实上，岸田内阁提出的“金融立国”目标与其所倡导的新资本主义理念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2021年9月，岸田为竞选自民党总裁而提出“彻底终结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在出任首相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中，他曾12次提及“分配”，反复强调要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也许本意是想要着手解决平成时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贫富分化问题，但他如今所标榜的“资产运作立国”无疑将造成更严重的贫富分化。据总务省调查显示，日本两人以上家庭的平均储蓄额为1901万日元，但其中2/3的家庭是低于该平均线的。如果真的构建有利于资产运作获利的经济环境，无疑会加剧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状况。

而且，基于日本国内金融获利空间狭窄的现实，倡导资产运作只会推动家庭资产进军海外，从而造成国内金融空洞化现象。以2014年日本实施的小额投资免税制度（NISA）为例，每个账户可享受每年160万日元投资免税（明年起扩大至360万日元），每人一生可享受1400万日元（明年起扩大至1800万日元）的免税投资。据日本券商Monex披露，迄今为止的日本定期NISA账户有超过6成购买的是以美国股票为主的海外股票。包括公司对外投资在内，日本对外净资产在2022年底达到418.6万亿日元，已经连续32年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包括现任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内的一些日本学者，早就发出过对日本金融空洞化的担忧。

此外，日本在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上也与美欧国家大相径庭，其改革调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日美两国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恰好形成鲜明对照，在2000万亿日元的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现金和存款占比超过55%、保险与年金约27%、股票投资约14%；美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110万亿美元）中股票投资占比超过50%、保险与年金29%、现金和存款14%。造成这种结构差异与日美两国不同税制、各种市场规制以及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总之，岸田政权的“资产运作立国”目标虽然貌似切中日本经济发展的要害，但日本的金融领域很难复制美欧模式。就当前环境及条件而言，这无异于是在画饼充饥，其结局恐怕也并不乐观。（作者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