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围堵中国的“全面竞争战略”出现新的行为方式，即打出所谓“竞争性区域主义”（Competitive Regionalism）的旗号，强化美国与这些多边机制的联结，试图抵消中国推动的区域内和跨区域制度化合作的作用，从而破坏这些区域的合作进程。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区域更是高调介入，直接指称“中国是威胁”，目的是破坏这些区域与中国业已成形和迅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及跨区域友好合作关系，重塑美国的主导性霸权地位。

区域是由地缘相近的国家和民族基于生活方式相近、社会文化相通、生产贸易相衔接、政治安全相联动而形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缘板块，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区域性共同家园。二战后西欧国家率先推动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建立了“欧共体”，逐渐形成欧洲的统一大市场和大产业链，并由此而产生了解释和界定区域合作进程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理论。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建构一个由它主宰的太平洋体系，即希拉里所称的“无缝的太平洋”。美国积极推动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一跨太平洋的经济合作机制，美国学者还基于这一跨区域合作实践而提出了超越欧洲的“新区域主义”理念，即地处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跨过宽广的太平洋，延伸到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区域和南太平洋区域，建构一个环太平洋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

美国凭借其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以及强大的经济及科技实力，不仅将太平洋视为其“内湖”，而且将东亚区域的经济体作为其廉价产品供应地和金融资本的收割源。东亚区域成了美国“新区域主义”的实践场和霸权主导的延伸域。“新区域主义”的本质，是美国以跨区域连接的方式，介入和干涉其他区域内事务，迫使这些区域内的国家服务和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新区域主义”下的跨区域主宰，警醒了深受其害的东南亚国家。东盟开始建构由地缘相近的国家组成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迄今，“10+3”东亚合作进展迅速，成效显著。东盟国家与中国已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韩三国通过经济合作也深度相互依存。东亚国家确定以“开放区域主义”为指导，在东亚国家间深度融合基础上，亦建立了向域外国家开放的“东亚峰会”、东亚国家与域外国家进行战略协调的平台。

作为亚洲地缘重心国家之一的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亚洲其他区域的社会经济深度协调与合作。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与地缘相邻的亚洲和太平洋其他区域，共同推动了机制化合作进程。2021年10月与南太平洋国家建立了部长级对话机制、2022年12月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海湾）国家峰会、2023年5月则在中国西安举办了首届中国与中亚国家领导人峰会。

事实上，亚洲和太平洋各区域的国家都从各自的视角和利益出发，提出推动区域合作的主张和理念，形成了学术界所称的“竞争性区域主义”。如东盟国家主张以东盟为核心、东亚为平台、大国为环绕的“东盟中心”论；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不断寻求与中国比肩的大国主导性区域建构；中国则鲜明提出了“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不同“区域主义”的取向，造成了多重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相互交织。然而，这些看起来相互竞争的“区域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即着眼于通过各国相互兼容协调，实现在东亚、亚洲，乃至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整合。这才有了“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设定，“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愿景确立，“亚洲世纪”的秩序追求。这是一种基于国家相邻相近的自然地理条件，文明相通相融的人文互动传统和经济政治安全相互依存的现实，所确定的域内国家间通过互联互通、相互协调和互利同赢这种自然而合理的区域秩序建构趋势。

然而，奉行霸权主义理念和追求全球领导者身份的美国，担心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整合将弱化其自身的战略地位，难以容忍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美国不能发挥主导作用的秩序。从奥巴马执政开始，美国便利用东亚区域内国家间相互重叠及竞争性的诉求，挑动对立与冲突。近年来，美国更是直接下场，以一种“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姿态高调介入亚洲和太平洋各区域。例如，美国与东盟国家举办的领导人峰会，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召开“湄公河之友”政策对话会议，喋喋不休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以南海问题及湄公河开发为切入点，胁迫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离间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式“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行为，完全无视区域内国家间内在的天然联系，搅乱了这些区域原有的正常地缘逻辑，割裂这些国家天然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破坏战略自主的选择，伤害了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阻滞了正在顺利推进的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我们不反对美国以建设性的积极姿态参与亚太各区域的合作，但坚决反对美国以破坏性姿态介入区域内事务，扭曲区域内国家间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因为我们不能眼看着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秩序陷入混乱状态。（作者是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