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国务卿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演讲中表示，后冷战大国合作秩序已终结，新的大国竞争秩序已开始。很显然，“新冷战”这一拜登总统及华盛顿一众高官曾反复予以反对的主张，正逐渐成为美对华及对其他大国的实际政策。美国外交中那种“说的好听，做的丑陋”的言行不一特征再次暴露无遗。实际上，美国对华的新冷战心态和政策不仅无益于中美关系，还将让美国国内问题的“疮口”进一步扩大。

首先，美对华搞新冷战无助于化解其国内经济问题，相反会使原有的问题更加严重和难以收拾。近几年，美国国内面临的总体性危机状态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其经济的“实体化”进程相对坎坷且效果不佳，经济通胀依然严重；其对外大搞“小院高墙”式科技战和民粹主义式经济战，强迫他国投资美国或本国资金回流，使其对外投资振兴经济的管道处于“阻塞”状态；其以“友岸外包”观念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既有行动，已导致全球贸易体系规则和运转发生巨大动荡，美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更恶劣了而不是更有利了。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向虚不向实”病态状况未有根本性改变，依靠“借债”的经济运作模式给其他领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问题。美国债务总额已从今年1月初的31万亿蹿升到当前的33万多亿美元，其增速远高于美国年度GDP总额的增速。不出台一个明智务实的与华合作方针，反而固守“边缘化”中国的政策，美国自身经济复苏乃至振兴能力的下降状况很难出现实质性改观。

其次，美对华搞新冷战会加剧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当前，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面临着“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严重双重认同危机。他们对作为美立国之本的《联邦宪法》《独立宣言》等文件的合法性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其旨在保护白人、富人，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性质。这毫无疑问会极大损害自身社会的凝聚力和固有活力。在当前多元文化普遍盛行、“政治正确”难以抨击的环境下，这种对美国精神基石的“拔根”潮流，会引发美国民众对“美国灵魂”究竟为何物的迷茫和对美国社会现状的“激愤”，从而通过压倒性支持极端政治人物来宣泄情绪。美国国内“文化战争”已处于近几十年来的高峰，如无法及时化解，对美国自身和外界而言都将异常危险。

然而，美政治精英寻求的应对之道是“找敌人”，试图通过将中国树立为最大竞争对手的方式解决这两大认同危机。但此思维是“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之举，不仅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会激起美国社会中亚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不安和抵制。美国对华搞新冷战根本解决不了自身的“认同之殇”“种族对立之殇”，相反只会使民众文化精神层面的分裂更为深刻。

第三，美对华搞新冷战必然加剧美国已有的“社会混乱化”危机。美国毒品泛滥和枪支暴力已尽人皆知，深陷阿片类药物芬太尼而死亡的美国民众每年达10余万人，因枪击而亡者的数量也在持续创纪录攀升，两者都已不仅是社会痼疾，更成为严重政治问题。

冷战后，美国显著变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对美国整体稳定的冲击相当明显。以往中产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稳定社会结构，已经逐渐演变为中产阶层缩减、大部分人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金字塔型”脆弱社会结构，美国民众对现状不满而引发社会危机或动荡性状况出现的频率变大。

这种现象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政治的高度极化以及两党政治运作的低劣化。由于社会群体诉求严重对立，政客通过制造阶层或族裔之间的持久对立的政治投机主张捞取选票。而两党在政策酝酿和推进中那种相互拆台的做法，更是使得美国社会和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

美国内部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其化解离不开一个稳定与有利于合作的外部环境。美恶化对华关系，不仅使根治芬太尼等药物的滥用问题更加困难，还会让持续扩大中产阶层群体规模的目标难以实现，更会导致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走向难以控制的局面。

美国当政者很清楚内部振兴和强大外交之间的内在联系，却错判时代开出了一个聚焦中美竞争的“好恶主导型”政策处方，这不仅会使美国振兴国内的主要目标落空，更将使其外交走向必然的失败。冷战后数十年，美国始终没有理顺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在新环境下，美国政治精英应该醒来，与中方相向而行，真正走合作共赢之路。（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