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作为巴以问题长期最大外部因素的美国，其角色和作用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虽然拜登政府也做了一些外交努力，但是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态度，也让部分中东国家临时取消了与美国高层的会面。显然，新一轮巴以冲突完全出乎美国意料之外，并使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陷入疲于应付、收效有限的尴尬处境。

从本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根源来看，固然与巴以双方复杂矛盾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但美方巴勒斯坦政策严重倒退，一意孤行地推进阿以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漠视甚至放弃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如特朗普政府），导致作为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被边缘化，无疑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且烈度升级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冲突爆发后，美国内外对华盛顿中东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法国《世界报》网站不久前发文称，近年来美国重视推动以色列—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轻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粉碎了美国这种不切实际的“新中东”幻想。美国知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更加尖锐地批评说，“新一轮的悲剧确认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破产”。

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的长期战略。但美国中东政策的严重倒退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突出表现包括：退出伊核协议，策动地区国家全面对抗伊朗；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通过推动所谓“世纪协议”实现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通过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打击进行军事威慑。

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其中东政策相对于特朗普的我行我素有所改善，但由于美国中东政策日益趋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并在根本上服务于大国竞争的全球战略，使其中东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善。上台之初，拜登政府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为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降温，减少和压缩对沙特、阿联酋等盟友的军事支持，重提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及不计后果地从阿富汗撤军。但伴随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美国在中东不断减少投入与该地区格局加速变化、战略地位提高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华盛顿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其政策应对的被动性、破碎性也更加突出，政策目标很难实现。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寻求中东国家配合谴责、制裁俄罗斯，并在石油生产方面服从美国要求的政策努力化为泡影，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对巴勒斯坦的象征性访问中，美国除恢复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外，根本无意推动重启以中东和平进程，对于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可谓既无力更无心。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却十分热衷于继续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巴林、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实现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为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维持在中东的霸权，美国还极力对中东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制造障碍，但未能阻止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扩大，相反中东国家积极接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中东地区和解过程中发挥了为地区国家所乐见的重要建设性作用。相对而言，美国提出的“中东四方机制”（美国、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印度—中东—欧洲走廊”计划等明显具有排他性地缘政治色彩，都是功利性、局部性、应对性很强的举措，在本质上也缺乏可持续性，更难以在地区安全和发展中提供持续有效的公共产品。

展望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局限性将更加突出。一是矛盾性，即减少战略投入与维系中东霸权之间的核心矛盾；二是被动性，华盛顿中东战略已缺乏主动战略谋划的动力，更多是被动应对，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三是交易性，美国更多采取利益交易实现其利益；四是破坏性，美国中东政策的建设性作用不断缩小，破坏性作用则十分突出；五是不可持续性。上述特征决定了美国中东政策很难持续。

总之，美国的中东政策愈发呈现出消极属性，其对中东事务已很难再发挥权威性引导作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除表达对以方的支持并通过增加军事进行威慑外，并未在斡旋冲突、危机解决方面发挥系统的建设性作用。伴随局势的演进，美国“新中东”战略构想支离破碎。（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