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刚刚出台总额高达37.4万亿日元（约合2489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远超新冠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但因以往刺激计划未能改善经济体质，这次巨额刺激能否拉动增长也被打上一个问号。即便如此，在支持率再次跌破30%警戒线的背景下，首相岸田文雄被认为已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姿态和措施。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经处于成立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被认为进入了一个“执政危险期”。总体来看，日本民众之所以对岸田内阁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主要因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应对通货膨胀这一当下日本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上，岸田内阁表现欠佳。随着全球能源价格及粮食价格快速上涨，日本国内物价指数过去一段时间也被动性地出现急速上升现象，其中大量涉及日用品和食品等直接关系民众日常生活的基础性物资。日本总务省不久前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日本国内通胀率实则已经连续性地突破了3%，这给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一定经济压力。岸田内阁也采取较为积极的应对政策，尤其是通过强势施加政治压力来迫使日本企业主动“大幅”加薪，同时“大幅”提升日本的最低工资标准，促使东京等部分地区的时薪超过1000日元。虽然岸田内阁的“加薪”政策得到日本经济界一定程度的响应和配合，但客观而言，双方在“加薪”问题上仍保有一定的龃龉，而且与持续上涨的物价相比，本轮“加薪”幅度毕竟有限，若考虑到通胀因素，则日本国内实际工资仍处于“负增长”阶段，并没摆脱“收入递减”的桎梏。由是观之，在应对通胀这一当下核心经济问题方面，岸田内阁没能拿出切实可行且积极有效的政策方案。

第二，岸田内阁没能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普惠化”，反而引发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化。日本经济过去三个季度实现连续性正增长，增长幅度及势头逐步加码。但这并未给岸田内阁带来太多政治加分，反而加重日本普通民众的怨气。究其原因，在于经济成果转化过程出现问题，即新增经济利益的分配没有实现“均等化”“普惠化”。简言之，这轮日本经济增长的真正获利者主要局限于日本一些大型工业制造企业及金融业界等相对而言的“小众群体”，这从侧面反映出岸田内阁的政策不力甚至欠妥。

第三，日本民众对“岸田政治”的感官疲劳也是引发岸田内阁支持率急遽下滑的主要动因之一。岸田文雄不久前再一次进行内阁改组以及自民党内部人事变动，为的就是挽回日本民众的支持。实际上，进行系列改组之前，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经逼近30%的警戒线，反映出日本社会及在野党严重质疑岸田内阁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尽管内阁改组在短期内确实为修复支持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事实证明“保质期”太短，效果极为有限。归根结底，还是岸田内阁的执政思路及具体政策出了问题，没有达到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期待。

坦言之，自从岸田执政以来，日本内外政策均进一步右倾保守化，这一势头愈演愈烈，甚至陷入“无法扭转”的僵局。以对外政策为例，改组前后岸田内阁的对外政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改革，还是“一如既往”地推进保守主义色彩明显的对外战略及政策，在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以往的政策平衡感与战略独立性。对于这些现实性问题，日本民众显然有所感知并且心生忧虑，原本希冀岸田政府通过有效的内阁改组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变化，但令人沮丧的是，日本国内众多民众期待的事并没发生，改变没有“如期而至”，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抗拒与抵触，并反映到政治支持率这一关键指标上。

综上所述，应对通胀等日本经济棘手问题不力是引发岸田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的导火索，但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却是内外相关施政不得人心，缺乏“以变促进”的勇气和决心。（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