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于11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司级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引起各方关注。在中美关系曲折前行、双边交往逐渐走出寒冬之时，该磋商将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为两国高层交往营造良好氛围。

首先，回顾中美交往历史，会发现此类对话并不“罕见”。部分美西方媒体为吸引读者眼球，宣称中美将举行“罕见的”核军控会谈，这是一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误导。其实，中美之间各个层级关于军控和防扩散的磋商、对话曾经非常频繁。

从本世纪初，两国就开始举行副外长级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扩散磋商，2003年之后成为定期机制，到2016年5月共举行了8轮。从2011年到2016年，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举行了6轮战略安全对话，两国外交部门和国防部门均有高级官员参会。在两军交流方面，2008年4月，中美军方曾举行核战略核政策研讨会，就两国核政策、核不扩散等交流意见。2015年到2017年，中美举行3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就战略稳定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从多边外交层面看，中美还在五核国框架内就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在民间层面，军控和防扩散交流也比较活跃。中美智库之间曾举行过多轮“中美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研讨会”“中美核关系与战略互信研讨会”“中美战略对话”。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因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此类交流急剧减少，但并未完全中断。例如，2019年7月，美国国务院的军控官员曾赴北京讨论外空安全等战略问题。中美军控研究界也仍然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方式保持对话和交流。此次中美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主要是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达成的共识举行，是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司局级工作对话，并无必要对此大惊小怪。

其次，军控与防扩散磋商并非核裁军谈判。谈到中美军控对话，有些人就联想到美俄核裁军谈判以及特朗普政府曾经极力推销的“美俄中三边军控”。其实磋商与谈判并不是一回事。所谓磋商，是指互相商量，交换意见，以增进了解，消除误会，加强互信。而所谓谈判，根据国际法院的解释，则是启动诉讼或仲裁等强制性和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程序的必要先决条件，目的是要解决争端。

美俄核裁军谈判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历史地看，美俄两国核裁军是冷战期间美苏核军备竞赛造成双方核武器过量囤积、物极必反之后的结果。现实地看，美俄的核武器数量虽一裁再裁，但仍占全球核武库规模的90%以上，因此仍有责任进一步深度削减，以便为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有利条件。就现阶段而言，无论是炒作“美俄中三边军控”，还是鼓吹中美核军控谈判，都脱离了美俄核武库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基本现实，不具有可行性。

再次，中美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为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注入正能量。中美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各有关切。在核力量方面，美国为自己所编织的“核三体”梦魇所困扰，担心到了2030年代将面临中俄两个势均力敌的核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开始兴起“扩大核武库规模”“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增加前沿核武器部署”的声音，而这又将加剧国与国之间已有的安全困境，迫使其他国家增强自卫能力。在导弹防御方面，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提出，要考虑用导弹防御系统来对付中俄的“胁迫性威胁”，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中俄对全球战略稳定的担忧。在防扩散方面，美英澳“奥库斯”同盟的核潜艇交易、北约核共享增加西方国家之间的核扩散风险，成为国际争议新焦点。

但不论有多少分歧，中美双方都认同“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都支持维护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都愿意在核安全等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通过磋商，中美可以求同存异，进一步织牢双边关系的防护和安全网，防止大国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