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正考虑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消息引发印方“担忧”，新德里方面甚至“威胁”将重新评估两国自贸协定谈判进程，这再次暴露了印度与邻国关系不甚和谐的一面。近年来，从印巴关系的停滞不前以及实控线附近的不时交火，到印度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的“地图纷争”，再到印度对中国与不丹边界会谈、对中国科考船停靠斯里兰卡等的高度警惕和过度反应，及至马尔代夫新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采取降低印度影响力的举措，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不时波澜泛起。不久前有印媒直接点出“印度日益严重的邻里困境”，指出印度面临“周边反印政权的崛起”“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南亚权力结构的变动”三大挑战。

实际上，印度“邻里困境”并非新议题。冷战时期，印度总体上采取“霸治南亚”的政策，或以不平等条约掌控不丹、尼泊尔等国，或以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强势介入邻国内政（如吞并锡金、出兵斯里兰卡、肢解巴基斯坦等）。为了防止南亚邻国借助外部力量制衡印度，印度还于1983年提出堪称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主义”，核心要义就是“反对域外力量介入南亚事务”“南亚邻国有困难只能找印度”。这段时期，印度与邻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南亚各国对印度大多“敢怒不敢言”。冷战结束后，印度对外政策服务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其南亚政策也相应调整。1996年，印度时任外长（后出任总理）古杰拉尔提出改善与南亚近邻关系的“古杰拉尔主义”，后来多届印度政府对此加以延循。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高调提出“邻国优先”政策，对邻国的资源投入加强。客观而言，这些政策取得不少进展，除了与巴基斯坦关系搞得很僵，对其他邻国的影响力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他邻国很难完全“不看印度脸色行事”。不过，印度的“邻国优先”在实践层面逐渐蜕变成“印度优先”，特别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强势推进、外部崛起环境相对有利的背景下，印度对邻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抬头，对邻国与中国关系的疑虑和破坏愈发严重，这也严重影响印度与南亚近邻关系。

印度的“邻里困境”可以归纳为三类。其一，印度出于与巴基斯坦对抗的原因，未能有效推进南亚一体化进程，导致南亚沦为“一体化洼地”甚至“安全洼地”。其二，印度未能理性看待南亚邻国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图谋干预阻挠中国对南亚国家的发展赋能，其自身又未能使南亚邻国有效分享印度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发展红利”，导致南亚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其三，印度片面追随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策应美国在南亚对中国搞“阵营化对抗”，使南亚国家陷入“选边站队”困局。中国因素在印度上述三类“邻里困境”中都有不同程度体现，但更多地都是印度“邻里困境”的“投射”，而出于自身利益的“印度优先”才是造成印度“邻里困境”的根源。

从“一体化困境”看，印度继续奉行对巴基斯坦的敌视政策，严重拖累南亚“一体化”进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下称“南盟”）曾是南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多边平台，但印度出于排挤、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对推动南盟合作态度消极。与此同时，印度选择通过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印度（BBIN）机制等，构建将巴基斯坦排除在外的地区互联互通网络。其结果是，南亚迄今仍是地区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域内贸易额只占各国贸易总额的5%，远低于东盟的30%、欧盟的60%，甚至低于非洲大陆的12%。

从“中印竞邻困境”看，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影响力上升的“泛安全化”，严重阻挠南亚邻国与中国发展务实合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印度总是难以摆脱将中巴合作误解为针对印度的错误认知，难以割舍将南亚小国视为“势力范围”“缓冲区”的战略思维，难以消除对中国在南亚取代印度地位的担忧，因而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务实合作“习惯性怀疑”且“选择性破坏”。其结果是，南亚国家无法有效分享中国的发展赋能，对印度也是更加“离心离德”。

从“阵营化对抗困境”看，印度错误地推行“倚美制华”政策，使南亚国家也被动卷入大国博弈。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大背景下，印度逐渐偏离战略自主，主动将美国引入南亚地区，试图在中美博弈中渔翁得利。因此，印度对美国通过与马尔代夫签署国防合作协定、推动“孟加拉湾安全倡议”等强化在孟加拉湾的安全存在表示默许，对美国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阻挠“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迎合，对美国利用印度对中国打“边界牌”“西藏牌”“台湾牌”予以策应，甚至与美国缔结船舶维护和修理协议、同意在印度修建供美国飞机与舰船补给维修的基础设施等。虽然印度的南亚邻国反复重申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奈何美印联手极大挤压这些国家的独立自主空间。

从综合实力到社会文化影响看，印度拥有处理与南亚邻国关系的巨大优势，但其实际做法却乏善可陈。印度应该坚持真正的“邻国优先”政策，不要将自身“邻里困境”转嫁给中国。南亚也是中国的周边，中国也希望看到和平稳定繁荣的南亚。（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