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美欧不少媒体照例开启“反思”模式。在它们以往年份的总结与展望中，2011年曾因中东局势动荡而被称为“愤怒之年”，2016年曾因美欧政治和社会思潮涌动被认为是揭开了“后真相时代”。那么2023年呢？美国《外交》杂志网站称“这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挣扎的一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则刊文称这是“令西方不舒服的一年”。相关文章承认，2023年美欧等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遭遇一系列挫折”；“在许多方面，风向都与西方利益背道而驰”；事态充分表明，“力量的天平正在发生变化，正从多年来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价值观偏移开来。”

西方感到的“不舒服”，根本上源于当前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多点爆发，愈加凸显西方应对各种新老问题的整体战略出了错。特别是美国在战略上顾此失彼，暴露了战略目标与可用资源之间的脱节，其价值观说教进一步被戳穿，相关政策举措导致的问题远远超出其能够有效回应的能力。

首先，“霸权”历史包袱沉重，美国陷入战略失焦。世界多极化进程正在以体系性力量全方位挤压旧有霸权的空间，美国决策者却依然把冷战后“一超独大”的阶段性、特殊性现象视为“永恒资产”而抱残守缺，看不到霸权已经成为其负重前行的拖累。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米尔斯海默曾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有一个“特权”，即它承受得起自己犯下的错误。诚然，美国当年基于谎言入侵伊拉克，虽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恶劣国际影响，但随后仍从这场失败的战争中“不受惩罚地”撤军脱身。殊不知，美国自认为“承受得起的错误”，早已在暗中被标好了价格。类似的国家安全战略过度扩张和资源错配促使外部冲击不断向美国国内传导，加剧政治极化，与其他因素共振而诱发金融危机，对美国肌体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内部政治社会危机频发，又进一步削弱其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仅在中东地区，美国全力压制潜在“挑战者”却导致“挑战因素”层出不穷，“分而治之”变成“分而失控”，过于依赖军事力量以至于除了打仗没有其他可行战略。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连续三届美国政府都寻求从中东、欧洲收缩军力，把军事和外交资源向亚太倾斜，为此不断搅动台海、南海及地区整体安全形势。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先后因“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升级而出现变数。如今，美国犯错而让别人承受代价的“特权”正在结束，它将不得不面对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包括地缘政治震荡、油价波动、恐怖主义回潮等。

其次，西方价值观进一步成为“皇帝的新装”。美国一贯试图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改造世界。但事实上，美国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效忠。正因如此，美国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悼念乌克兰平民死伤，却一定程度地附和以色列把加沙平民伤亡称为“战争的代价”；口头支持“两国方案”，行动上却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无视巴勒斯坦人作为追求自决的政治主体身份。美国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的言行，使其中东政策在伊斯兰世界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也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激起强烈不满。

美国用“价值观”来凝聚西方联盟的纽带也日渐松弛。2023年以来，随着美国《通胀削减法》生效和提出“新华盛顿共识”，美国一边声称要团结“自由世界”，一边又筑起保护主义高墙，破坏与盟友在绿色科技、关键原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伤及盟友产业和经济利益。美国在兑现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与约束以色列的行为上也陷入两难。外界一面质疑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操控盟友，一面观望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和抛弃盟友，美国的国际信誉降至低点。

第三，“外交内政化”把政治极化带入外交，阻碍美国对外战略的实施。在乌克兰危机上，美国国内右翼对拜登政府形成有力牵制，共和党反对追加对乌军援的声音尤其响亮，美国兑现对海外安全承诺的意愿显著下降。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共和党人批评政府为以色列做得还不够，民主党人则抱怨政府未对以色列施加足够影响，左翼联盟则把巴勒斯坦建国事业作为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运动的延伸加以支持和追求。社会层面，阿拉伯裔和穆斯林选民发起“放弃拜登”运动，年轻人倾向于从价值观角度看待巴以冲突，民主党选民流失严重。美国应对多场危机的乏力表现再次证明“家不和，则不立”的教训。近期，美国政府部分机构将于1月19日和2月2日迎来临时预算截止日期，如果2024财年支出法案未能及时获批，相关机构陷入停摆，美国外交的国内基础将进一步被搅乱。

世界正在发生沧桑巨变，国际局势中越来越多的真相正在“刺痛”美国等西方国家，它们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角度出发看世界，因而仍然停留在惯性思维轨道上，找不到自己感觉“不舒服”的病根。总体来看，21世纪是一个多元力量、多种观念、多样文明相互影响并逐渐相互适应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某个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或单极霸权的为所欲为只会让它的不舒服进一步加剧。（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