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日前发布“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宣称在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地区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正面临“日益脆弱的全球秩序”。但不出所料，在探寻“威胁”源头方面，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把矛头指向“美国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俄”，实际成了为拜登政府既定对外政策炮制“情报理由”。这种操作，已经不仅仅是“情报准不准”的问题，而是美方为了维持自身霸权不仅持续搅动国际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还变本加厉地操弄扭曲“情报”，散布虚假叙事。

第一，情报工具化，效力华盛顿的外交议程。自2006年起，美国情报机构就开始了根据《情报授权法》向国会提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例行动作。由于情报机构特殊的专业性和自我标榜的“中立性”，相关报告往往被华盛顿政策圈认为“较少沾染党派色彩”和“体现独立见解”，因此颇受关注。但情报评估本身就伴随着某种心理认知过程，离不开相关人员对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的考量。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下，情报经常成为对既定政策的补充、重复或佐证，变成主观认同的“理由”而非客观独立的“见解”。有美国学者甚至尖锐地指出，美国情报界现在对外交政策的贡献“几乎为零”。

比如，2024年度这份报告聚焦中俄“威胁”，实为助力美国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报告渲染俄罗斯“继续推进核武库现代化和加强核武库的计划”，同时又指出俄“不希望与美国和北约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体现了拜登政府在大选年的谋稳之需。再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报告既表达了对冲突升级的担忧，又指出以色列公众“对内塔尼亚胡统治能力的不信任”，意在修补拜登政府因支持以色列而在国内政治中承受的压力与损失。

第二，情报政治化，埋下“情报不准”的祸根。从历史上看，相对准确的情报评估有时尚且无法阻止美国进入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例如在越南；错误、扭曲的情报评估就更是足以使美国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例如在伊拉克。美国政治精英习惯甚至是故意把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一些失利归咎于情报部门工作失败，例如未能预知“9·11”事件发生、未能预测2021年塔利班回潮等，这让他们对于自身政策失败中更为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美国执政精英对重大外交和安全事件的判断频频出错，问题显然已不仅仅是“情报不准”的问题，而是决策者的视野和思维太过狭隘和过时了。但他们至今仍宁愿保持“理性的无知”，也要滞留在制裁、军援、战争等政策工具箱的“舒适区”里，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下次继续这样做。

在政治极化问题的累加之下，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加速政治化，有时甚至沦为由政党私利所支配的国内党争工具。情报领域的“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家利益政党化”现象愈发突出，愈加背离事实。例如，这份报告不出意料地诬称中国“可能会想方设法影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这种毫无依据的污蔑抹黑暴露了民主党政府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打“民主牌”、把美国民主衰弱的矛头对准国内政敌的同时，也引向对涉华议题的政治操弄。

第三，情报公开化，发起舆论战、认知战攻势。近年来，美国加大情报和外交工作之间的深度协同。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情报战略》都明确称，情报外交将在美国与相关大国的战略竞争中发挥核心作用。2022年俄乌冲突加速酝酿之时，美国不断披露“情报”，挑动乌克兰局势日益升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又试图通过情报公开化、制裁透明化等干扰和震慑对手、塑造战场态势。美国还刻意披露“俄准备使用生化武器”等所谓“情报”，在展示自身“情报能力”的同时煽动反俄抗俄情绪。美国务卿布林肯2022年对情报界发表讲话时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要让情报外交成为我们思考的一部分”，并称这不仅仅是关于俄乌冲突，“而是全面的”。

情报本应该是政治决策参考的内部依据，但在华盛顿，现在却越来越以所谓“披露”或“报告”等方式成为舆论战、认知战的一部分。美国试图借此陷对手于被动，由此实现地缘政治获利。在此之前，美国情报界关于中国大陆“对台军事行动的2027时间表”、关于中国“从经济和军事上超越美国的2049计划”等，就都是利用所谓“情报”来为对华政治战、舆论战、认知战造势。以美情报界“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最新例子，华盛顿的这种操作还在持续加码。

美国对外部战略环境的评估以及对“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等关键外交议题的认知陷入混沌与分裂，甚至在炮制和利用莫须有的“情报”这条道上越走越远，这不得不令世人担忧甚至警惕。（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