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东南亚热”成了在国际媒体曝光度非常高的词。这不仅在于近些年来东盟长期稳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更在于东南亚国家在大国竞争加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下的经济活力，及它们在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深度嵌入。

德国眼下就把东南亚视为“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和对华“去风险”的主要合作对象。德国总理朔尔茨近期在柏林特地安排一场“东南亚周”，先后接待了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笔者认为，“东南亚周”虽并非无的放矢，也有其基础，但在事实上却唱错了词、跑了调，成为与全球经济复苏需要和现实不相符的一场戏。

柏林的“东南亚周”在本质上反映出德国近年来对外政策的转向。朔尔茨政府上台，开启了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新阶段，这在德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尤其在内阁中，来自绿党的贝尔伯克担任外交部长。德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外交路线之争，一边是贝尔伯克主导下凸显价值观的路线，另一边是社民党相对现实的价值导向路线。与以往相比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对外政策均抬升了意识形态地位，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将更为现实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等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在大国博弈不断加剧背景下，扩大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往来，成为德国政府对外政策当前凸显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换个角度看，“东南亚周”也迎合了东盟及其成员国近年来的“第三条路”战略。众所周知，东盟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此类不安。因此，德国将东南亚视为强化投资和扩大贸易往来伙伴就并不奇怪，东盟国家同样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视为大国以外的“第三”选择。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有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欧盟是东盟规避中美大国博弈“选边站”压力的最合适的选择。在访德期间，泰国总理赛塔展示了希望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扩大对泰国投资的姿态，也提出了提升双边伙伴关系及来年签署泰国—欧盟自贸协定的想法；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更是直言在“降低风险的多样化生产和市场价值链”方面，与德国有着共同的愿望。但是，“东南亚周”却与德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现实有点南辕北辙，缺乏坚实基础。

首先，对华经济合作依然是德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中之重。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中旬公布的数据，虽然2023年德中双边贸易额相比上一年下滑了15%，但2531亿欧元依旧让中国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相形之下，德国2023年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个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总和仅为380亿欧元。鉴于此，德国西门子首席执行官兼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博乐仁（Roland Busch）称，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且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而多样化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可能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依旧是绕不开的市场。

其次，德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交往还存在着诸多的难题和挑战。对于德国而言，自己曾经具有优势的电子产品及汽车等如今向东南亚出口出现了困难，数据也显示，德国出口到东盟10国的贸易额实际上不到德国出口的2%。因而，德国更多地寄希望于东南亚国家的丰富原材料，与泰国等国的自贸协定也备受期待，但相关协定的筹备启动已经十余年却依旧面临复杂的谈判形势。

不仅如此，对于擅长说教和傲慢的欧洲人，东南亚国家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印尼候任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就曾明确表示，“我们向欧洲开放市场，允许出售奔驰、大众、空客，但欧洲却不允许我们出售棕榈油”，“我们真的不再需要欧洲了”。

再次，德国在“东南亚周”所唱之调与当下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需要不太相符。美国的“友岸外包”“脱钩断链”及欧洲的对华“去风险”，在本质上是“恐华症”的体现，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了“政治正确”。然而，这对全球经济治理有害无益。全球经济进一步疲软，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持续分化与震荡，只会让世界经济更趋无序，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同时也不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潮流。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访德期间就表示，马来西亚保留与大多数国家接触、合作的权利，并希望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如今，世界经济复苏是多数国家的愿望，但如果全球经济治理失序、无序及部分国家逆势而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无疑将继续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作者是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