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谁会当选下一任总统有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势头。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和地缘政治变化，中美关系因贸易争端、全球挑战、地区冲突、台湾问题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两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地缘政治议题之一。笔者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讨论了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复杂互动。

今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艾利森教授等美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对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对地缘政治和重塑我们世界的变化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并对对方如何看待世界进行细致入微的了解，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过。艾利森教授2012年开始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描述中美关系，并在2017年出版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其核心观点是：当一个崛起国家对守成国家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压力往往会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这个概念引起了中美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注意。习主席曾多次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如今，“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人们讨论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概念之一。质疑者认为不应简单将过去的大国竞争模式套用在今天全球化环境里的中美关系上，执信者则认为中美注定要走向悲剧般的战争。随着跨太平洋紧张局势的加剧，艾利森教授的警告似乎更加具有预见性和重要性，如何跨越陷阱也成为中美乃至全球的关切。在3月27日受到习主席会见时，艾利森教授也表示，应调整行为模式，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避免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悲剧性结果。

我国历史上就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竞合”案例。春秋时期的著作《左传》堪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媲美，前者记录的晋楚之争可以为我们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提供思路。同样出自春秋时期的成语“吴越同舟”讲的也是“即竞争又合作”的例子：吴国和越国本是仇敌，但当面临风浪时，他们也会同舟共济。

另一个中国作为守成国与崛起国西班牙的互动案例也说明，两类国家并不是必然要陷入竞争，而是可以通过经济互动使双方都受益。明朝时期，西班牙在美洲和东南亚建立了殖民地，并与中国出现了密集的贸易往来，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贸易路线横跨四大洲。这个贸易和经济合作网络预示了持续至今的全球化和相互联系，既不会导致趋同，也不会导致武装冲突。双方联系紧密，但又各成一体，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西方历史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修昔底德陷阱”暗示着，一个国家崛起了就有可能争夺霸权，而一个处于衰落轨迹的国家往往会先发制人发动预防战争、确保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即“国强则霸”“霸衰则战”。因此，仅仅“避免陷入”和“跨越”陷阱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破解”这个陷阱。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认为，美苏关系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安全的多元化世界”，美国更应该在一个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政治制度的世界中生存，并允许其他不同制度共存。未来，两个对手可以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只能是和平的竞争），以证明谁的价值观和治理体系最能满足公民的需求。

而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10年前，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也反映了亚非广大新独立国家以及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诉求，成为发展中国家对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写入了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中，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与国关系、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

中美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有趣的是，在西方价值的信徒看来，西方世界是珍视个人自由的、鼓励打破等级制度的，但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却要求其他国家接受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允许出现挑战美国“啄食”顺序的行为。这种矛盾的表象背后，秉承的是“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原则。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居于第一的位置。2003年，克林顿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美国人能想到有一天美国会成为世界第二，那么加强多边秩序肯定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与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正是要打破这一丛林法则，改变常常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传统大国竞争模式，使众多弱小的国家也享有发展的权利。（作者是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