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就中印关系发表负面言论的印度外长苏杰生，日前又在公开场合抨击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对华政策，宣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初奉行“理想主义外交”，刻意忽视中国一直是印度“最大的挑战”，“天真地认为中印在对抗西方上存在共同利益”，结果致使印度“利益受损”。

这已经不是苏杰生第一次抛出“尼赫鲁中国优先、印度第二”的论调了。为给当前正在进行的印度大选造势，苏杰生今年年初出版《为什么婆罗多重要》一书，有意贴合去年G20峰会期间印度使用“婆罗多”取代“印度”作为唯一国名标识的热点，借印度古代经典“重新阐释”印度战略文化，以此标榜莫迪政府的“外交成绩”。本书耗费大量篇幅批驳国大党时任领袖尼赫鲁的“理想主义”，将尼赫鲁描绘成对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缺少清醒认识的“幼稚政客”，为了亚非团结的“不结盟外交”而“疏远美国、纵容中国”，最终导致印度“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处于下风”。在否定尼赫鲁外交遗产的同时，苏杰生还对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后中印关系发展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无视中印经贸合作对印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助益，片面强调两国间的边界争端、地缘对抗以及贸易逆差等问题。在当时的新书发布会上，苏杰生就将批评尼赫鲁和国大党的“对华绥靖”作为主要卖点，以此强调只有莫迪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和对华强硬政策才能带来“印度优先”。

客观来讲，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初期奉行不结盟外交并非出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是基于印度发展需求与冷战国际环境的理性战略决策。作为二战后的新兴独立国家，印度的战略目标是实现自身综合国力的发展，而非卷入大国间的争端。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要求印度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并通过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亚非团结维护新兴独立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不结盟外交使印度在冷战期间保持相对中立，从而专注于自身发展，避免沦为美苏争霸的棋子，印度也因此成为少数能与东西方国家都保持友好往来的大国之一。直到今天，尽管莫迪政府已将“不结盟”一词作为国大党外交遗产避而不谈，但仍以“战略自主”的名义强调外交独立性。近些年印度持续在“全球南方”框架内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亦受尼赫鲁“亚非团结”历史遗产的泽被。毫无疑问，新德里当前的外交政策，处处都有尼赫鲁外交遗产的影子。

对于中印关系，苏杰生的论断同样站不住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正是因为尼赫鲁政府后来无法正视和摆脱“殖民情结”，将印度视为大英帝国特权的“天然继承者”，单方面主张英国殖民者非法划定的中印边界及其在中国西藏享有的所谓“特权”，公然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前进政策”非法蚕食中国领土，进而主动挑起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实际上，印度在1962年的军事失败乃至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受挫，并非苏杰生所说的尼赫鲁“理想主义”所致，反而正是突出地缘竞争与零和博弈的英国殖民遗毒致使印度无法正确看待历史遗留问题，最终自食其果。

中印几十年来相互交往和共同发展的经历表明，两国完全可以做到有效管控争议、妥处分歧，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苏杰生在其新书以及近期的言论中假借所谓“印度古典现实主义传统”诠释当前新德里的外交战略，将邻国视为“天然对手”，将中印关系描述成只有一个赢家的零和博弈，甚至把美国描述成印度“一再错过”的重要外部伙伴，其真实目的已然无需多言。

随着近年来中印关系的低迷，印度国内舆论关于中印关系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越来越多，甚至无视对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基本认识，编造出“尼赫鲁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位让给中国”等谬论。苏杰生的著作与言论无疑强化了这类历史虚无主义认识，对于妥处中印关系有害无益。作为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和长期处理中印关系的职业外交官，苏杰生必然对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清晰认识，但现在却为自身短期政治利益而频频给中印关系的正常化设置障碍。作为崛起中的两大文明古国、人口大国与发展中大国，中印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越狭隘的地缘竞争。无论这次印度大选结果如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印都是搬不走的邻居，希望苏杰生和新德里方面能够珍惜双边基本共识，勿为一时之利而损害长远利益。（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