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本2023年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实际金额已经达到196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而且，它在有意加大对“印太地区”国家的援助力度。长期以来，日本的对外援助都以ODA的形式呈现，它提供日元贷款和赠款，支持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和工业部门，进而带动日本商品和资本的流入，达到援助促进经贸关系的目的。因此，日本的对外援助常被称为“经济开发型”援助。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对外援助似乎有些变味。

从2003年开始，日本的ODA就开始更明确地服务于其“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目标。2015年，日本将长期使用的援助指导文件《开发援助大纲》修改为《开发合作大纲》，开始强调私营部门资金与援助资金的配合使用。同时，该大纲明确指出，要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援助。日本开始积极利用ODA来促进受援国对自己经济上的依赖、政治上的支持和价值观上的认同，并更加重视对具有战略意义地区的援助和对非传统友好国家的援助。

2022年底，日本再次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要对外提供安全援助。2023年4月，日本建立一个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新制度，为“志同道合的国家”提供无偿安全援助。6月，日本出台新的《开发合作大纲》，明确指出要服务于本国“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10月，日本在OSA框架下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海岸监视雷达。2024年4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又在ODA框架下从日本采购了5艘大型巡逻船。

OSA制度的设立，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援助的制度化。尽管日本使用了不那么敏感的“安全援助”的说法，但其本质就是军事援助，背离了其“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而且，日本OSA的对象选择高度定向化，集中在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争端的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牵制中国的意味明显。尽管目前日本用于OSA的预算并不多，但这种制度的形成意味着其在“ 政治大国化”“ 军事大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仅是OSA，日本的ODA也开始高度意识形态化。2023版《开发合作大纲》明确指出，日本将努力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其所谓“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如出一辙，所谓“法治”并非大多数国家公认的国际法，而是西方少数国家的“帮规”。ODA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工具”，已经成为配合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手段。

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就是日本积极参与排他性或者说排华性的援助合作、投资合作。日本在“印太战略”和《开发合作大纲》中都倡议以ODA推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广自身的技术和标准，将之作为“约束”中国海外基建的工具；同时积极参与俱乐部模式的多边机制，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推动海外基建，试图遏制中国的海外基建合作。

近日，日本的一个专家会议向外务省建议ODA从基建转向科技，以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帮助后发国家应对社会问题，并突出与中国的差异。令人疑惑的是，日本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竞争优势，在人工智能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上也不具备领先地位。且不论外务省是否会采纳相关建议，即便采纳也不意味着日本就此获得了新的竞争优势。而且，日本目前ODA的主要流向依然是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者占比常年超过六成，这种结构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的对外援助服务于其“大国化”的目标，但颇具讽刺的是，其原本经济大国的身份却在不断被削弱，日本是“次等强国”还是“中等强国”的讨论在其国内已经颇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对外援助试图服务于“大国化”的目标将变得更加不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将“开发援助”调整为“开发合作”，试图在推动海外援助的同时，促进海外投资与贸易。

日本试图以援助为手段来遏制中国，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2024年，其《外交蓝皮书》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继续鼓吹中国是日本以及国际社会“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这反映了日本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矛盾心态。事实上，中方对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因此决定中日能否展开合作的关键在于日本的战略选择。（作者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暨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