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认为，中美对于对方的战略认知，都是基于各自的政治观，而各自的政治观直接来自其不同属性的历史。检视中美对“政治”的认知，不但能回答中美对两国关系不同定位的根源，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不少问题。
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概念大不同
关于政治的界定，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者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就是追求权力分配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不管是国家之间的分配还是国家内部各种人类群体之间的分配。”简单地说，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国内政治就是国内人群之间的权力斗争，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二战后，政治学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政治学家们试图将政治变成一个可测量的概念，由此诞生了哈罗德·拉斯维尔的政治概念：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里，“得到什么”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国家权力，还包括地方政治中的权力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比如纳税问题。这依旧是典型的韦伯式政治观。
一路下来的政治概念输出了这样的政治观念：政治就是斗争，是为权力和各种利益的分配（斗争与交易）。时至今日，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政治的现实。“9·11”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曾说，“不和美国一道反对恐怖主义，就是美国的敌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根植于西方思维中。
欧洲历史上之所以是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其历史的社会史属性。直到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历史一直是社会史，即极度多元社会势力博弈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塑造了竞争性、对抗性分配资源的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代议制），并进而产生了竞争性、对抗性历史政治理论—基于代议制的多党竞争，而先发优势垄断的世界市场是西方国家国内竞争性配置资源的保障。
相较而言，中国史从西周开始就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史/政治史底色，秦汉确立了政治史传统。从此，中国的政治便是大一统基础上的民心和致治问题。
民心政治。大一统的秩序首先需要“正名”，“名正而言顺”。“正名”之道从殷商之“天命”、周朝之“德行”再到先秦之后的“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管子·牧民》）。民心政治必然要以民为本。在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史中，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民心政治必然行“仁爱”之政。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的外推将个体纳入共同体之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行仁政的目的也是要达到全天下的仁和一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
如果说民心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基础，那么“致治”则是民心政治的实践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致治的政治经济学。公元前八世纪、七世纪，管仲治齐的《轻重篇》、商鞅治秦的《商君书》，就是今人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被后人描述为“政策决定论”。中华文明的致治传统，使得中国人关于“政治”的看法大都落脚于“治”上，即行政上的管理、治理和政治上的国家治理。
三千多年过去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心的政权观和致治传统始终如一。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史观塑造的政治共同体，其间出现的几次长达百年的战乱纷争的“社会史”也不曾中断这样的文明史观。对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
“政治”的外溢：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
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对外关系上，中国“秩序-致治-民心”的政治观追求的是治平论的天下观，而西方竞争性-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观对外则是帝国论的国际观。
治平论的天下观强调天下的可治理性，帝国论的国际观则立足于剥削和战争。对于治平论的天下观来说，治理的边界是防御性，即“守在四夷”，以防止边缘地区的战争为主。对于西方来说，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在竞争性国际秩序中建构起来的。可以说，战争是竞争性国际秩序的最高体现，也是竞争性国际秩序的最终解决。这种竞争性国际秩序，在现实中就表现为少数大国的扩张和侵略。
德国汉学家穆启乐曾对罗马史学和《史记》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他发现罗马的史学家对冲突和权力结构的变化更感兴趣，而并非国家的日常治理。这与《史记》的关注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史记》中，记叙的兴趣点主要在内政，史家对政府的良好运行也极为关心。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主要集中在内政实践上的成就。”是否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是《史记》对政治人物评价的核心标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于中国来说，“善政的目标最终并不表现为通过军事征服以及武力维持来创造一个帝国，而是通过审慎的治理来构建一个和谐的‘天下’。”
作为过程性概念的天下，追求的是天下的和谐秩序；作为结果性概念的帝国，追求的是帝国统治力的永久保持。这种差别在塔西佗和司马迁的描述中清晰可见：“在塔西佗一面津津乐道于描述罗马帝国在德意志地区由日耳曼尼库斯领导的战役，一面指责提比略没有积极扩展罗马的统治版图时，司马迁的叙事却紧扣文帝即便是在与最凶残外敌反复的较量中，仍然试图保持与重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的政策。”
当前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与出路
政治的实践性大于学术性，因此重述政治概念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概念史的发掘上，而是有着强烈的当下政治关怀。比较历史的理论发现，不仅是学术的需要，还旨在改进政治实践，所以需要重新解释政治的概念。
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理解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观念，并以此来对照、分析中国政治甚至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从而导致政治学科与中国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正本清源。政治的概念等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正本清源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起点。只有对以政治的概念为基础的重要概念的重述，比如权力类型、国家形态、政府理论、政党理论、官僚制理论，等等，中国政治学的知识骨架才可以搭建起来，由此谈起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概念研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其次，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和强权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信奉丛林规则的零和游戏、难以治愈的不平等和贫困等，都与流行的西方政治观即“战争状态”的观念紧密相连。
国内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被论述为洛克式自由主义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外的对抗性资源分配必然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又被论述为自由帝国主义。在西方兴起的起点上，本着西方文明基因的“嗜血好战”的欧洲人，利用军事革命带来的科学革命的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把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国家本性展露得淋漓尽致。
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现状结构都意味着，时代的扩张性、霸权性和不平等性。然而，自西方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200多年里，白人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等文化帝国主义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把扩张的民族主义论述为普遍主义乃至“普世价值”，从而使得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观念的囚徒”而不自觉。比如，把源自社会史的带有原始色彩的“战争状态”的政治的概念当作真知识或者普遍真理不加辨别地接受,而作为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原理的经史之学被批判被抛弃。
近些年来，我们得以见证单极霸权的衰落、“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遭遇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的没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这些变化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诱发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为新世界政治秩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以自身的发展而改变了世界。在世界秩序意义上，中华文明的“大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小传统”的交融，共同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模式，这是从中国的政治观出发的世界新秩序。民主集中制之于代议制民主的“反向运动”、天下观之于白人优越论的反向运动以及中国的致治优势，最终导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世界政治学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需要资本、技术与军事，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等观念性力量，而所有的意识形态几乎都源自人类对共同体-国家，即对政治的看法。通过重述中西方的“政治”概念，我们发现并相信，那种源自社会史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零和性政治已经是过去时，为民心而致治的共赢式政治是将来时。
由此观之，中美两国源自历史的不同的政治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两国战略认知的差异性，即美国是“竞争优先”而中国是“合作优先”，这也是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起点。中美博弈是两种政治观、两种世界观的较量，而权力位移带给世界的，必然是中国政治观天下观中的和平秩序、普惠包容式的全球治理，以及治平论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以中美关系为轴心出现的世界政治变革，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值得期许。（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