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之时，亚细安国家吸引到的中国投资仅占中国全部对外投资的3%，但到2012年时已提升至8%，全年投资达60亿美元，2013年则达80亿美元。尽管中国对亚细安国家投资已呈多元化趋势，但中国对亚细安投资高潮未减，也反映出中国对能源及矿产资源的需求急速扩大。

中国在东南亚矿业领域的投资占其在东南亚全部投资的比重，从2008年的10%上升至2012年的28%，接近中国对非洲国家矿业领域的投资比重（30%）。考虑到中国对东南亚投资额远大于对非洲的投资额（2012年为25亿美元），可以确定矿业领域已成中国对亚细安国家投资的重点。

在亚细安几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的直接投资更是增长迅速。如从2003年至2012年，中国对缅甸的投资额从400万美元增至7.5亿美元，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额从2600万美元增至6亿美元，对老挝的投资则从80万美元增至8亿美元。2007年以来，在马来西亚的铁矿从业者增加七倍以上，大部分来自中国。

此外，北京还于2010年宣布成立中国—亚细安投资合作基金，承诺向亚细安国家提供150亿美元的投资贷款，并在近期主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海上丝绸之路基金，支持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能源开发领域竞争大于合作

中国与亚细安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近年来中国对亚细安国家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中国—亚细安国家能源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原来简单的能源贸易扩展至能源资源开发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双边合作空间潜力巨大。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双方在能源开发领域的竞争要大于合作。各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上升，导致的“能源保护主义”、“资源民族主义”是阻碍合作扩展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国与亚细安国家间存在双边和区域能源合作的需要，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亚细安国家，都将确保本国利益和能源安全放于双边合作利益之上。例如，中国首先将能源安全看成是减少中国能源对外依赖、提升能源结构和运输多元化的能力。北京更多地将东南亚看成是能够提供更多天然气、原煤资源出口的来源地，把缅甸看成能为中国能源运输提供另一重要通道的战略选择。

在不少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投资者急于资源开采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当地民众利益和社会需求。在缅甸，中国企业急功近利的大型水电项目和较差的危机管控能力，加深了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偏见和不满，导致许多民众认为中国企业是只顾自身商业利益的典型。

中国企业在越南中部的矾土投资项目，也引发了规模不小的社会运动和包括学术界、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在内的大辩论，最终成为越南国内政治的重要转折点。

从东南亚国家来看，它们也远将国家利益和国内资源安全放于双边合作之上。例如，出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保护矿业者利益的考虑，印尼政府从2012年开始，限制镍矿等自然资源的出口，并于今年初开始禁止原煤等大部分原矿产品出口。虽然这些新的出口禁令的目的在于改革国内矿产业和保护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不仅影响到大量进口印尼矿产品的中国企业利益，也导致原本因资金不足、运输系统落后的印尼矿业不景气状况进一步恶化。

缅甸的例子同样说明地方利益（社会和环境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考量远高于双边合作利益。继缅政府于2011年以国家利益、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上升为由，停止了中缅合作的密松水电站之后，内比都又于近期取消了皎漂至昆明的铁路建设项目，理由是这一项目被认为是“弊大于利”，取消是“出于人民的意愿”。但客观的说，减缓中国在缅甸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才是其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在中国建设项目不断受阻的同时，缅甸至印度东北部的道路合作项目却进展顺利。例如，连接印度米左拉姆邦（Mizoram）至缅甸实兑港（Sittwe Port）的铁路运输项目将于2015年完工。这一项目的建成，将为印度东北部打开通向孟加拉湾的运输通道。另一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走廊也将于2016年建成。这样，印度通往东南亚的战略构想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