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近两年的“通俄门”调查逐渐落幕。这场风波一度搞得特朗普焦头烂额，也带火了“猎巫”这个古老词汇。因为特朗普不止一次指责这一调查是“猎巫”行动，是民主党给他编造“莫须有”的罪名。除了在美国国内政治和舆论中成为流行词汇，也有媒体指出，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和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不公正指责，其实也是类似“猎巫”的行为。因为美国监管部门迄今也没公布中国公司或中国留学生带来实际安全威胁的证据。

　　在西方社会，“猎巫”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内涵。“猎巫”一词源于中世纪欧洲社会对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迫害。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达到顶峰，几乎成为欧洲唯一的宗教。由于“十字军东征”已经失败，西欧基督教的主要矛盾开始从外部转向内部。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加剧了欧洲各国的内部矛盾，增加了社会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慌。在此之后，关于“女巫”“吸血鬼”等超自然力量的传闻即在欧洲广泛传播，并成为基督教信徒眼中的主要威胁。

　　“猎巫”最初主要针对异教徒及自认为有超能力的狂人，随后“巫师”的概念被逐步异化、泛化。“猎巫”支持者将一切有伤风化、威胁基督教教义的目标均定义为“巫师”和“撒旦的化身”，并不经法律审判就处以极刑。在一些当时流行文化作品的指引下，“猎巫”者将火刑作为主要手段。哥白尼也是这样被烧死的，圣女贞德也被英国定义为“巫女”。

　　这种风潮也随着基督教传入美国。17世纪末，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发生一系列“猎巫”案，有20人因此被当地法庭判处死刑，其中14名为女性。当地民众指派一名“灵童”来甄别女巫，并要求这些“女巫”自证清白。这种行为在当下社会可能被视为奇谈，但在当时的美国并非个案。在此事前后10年内，该州有超过10名“巫师”被处以极刑。塞勒姆“猎巫”案的真相迄今仍是个谜，美国主流社会并不愿意重提这一给美国司法制度蒙羞的事件。

　　现在，“猎巫”这一词汇在美国重新泛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体现出美国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上升，重新从“妖魔化”的角度来看待外部威胁。“9·11”事件后，恐怖分子成为美国眼中新的“巫师”，他们同样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反恐战争中，美国主流舆论采取了一种“猎杀”的叙事语境，美国在他国发动暗杀行动被描绘为合理合法的追捕行为。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又在寻找新的“捉摸不定”的对手和敌人。无论是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竞选中描绘的“坐在电脑前的俄罗斯胖子黑客”，还是在美国舆论中被妖魔化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都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威胁。

　　其二，社会媒体瓦解美国舆论共识，民众容易轻信谣言和传闻。舆论共识是社会的重要稳定器，有助于民众形成理性、科学的认识观。然而，在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爆炸面前，美国民众面临着普遍的“信息过载”情况。网络谣言和小道消息快速传播，其后又常常被真相“打脸”，真相之后又有各种阴谋论来再次颠覆民众的认知。如此三番五次，会使民众丧失甄别真假新闻的能力。对于外界不可知、不可信的怀疑论主导着美国舆论场，民众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

　　其三，两党争斗低俗化，政见分歧引发人身攻击。事实上，特朗普提出“猎巫”说法的同时其实也不高明。他在批评“通俄门”调查时，曾将目标指向了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范斯坦，称她“鬼鬼祟祟”。这种语言通常被用于描绘女巫。2010年中期选举后，美国两党极化和斗争日趋激烈，一些斗争已经超越政治立场差异，变成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皆是如此。在这种氛围下，谈论“猎巫”不再是一种下作的手段，而成为美国政客随口而出的语言。

　　在当今美国社会，“处死女巫”的事很难再次发生，但言语上的暴力终究会产生社会的裂痕，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可能在很多年后才会真正发作。“巫”是一种叙事，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能被塑造成“巫”，塑造成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幕后黑手。在这种“猎巫”泛滥的舆论氛围下，故事取代了真实或真相。(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