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京召开。文明之约，应者云集。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前夕，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传出“文明冲突”的声音。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在智库“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语出惊人，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来制定对华战略。

斯金纳称：美国正在做准备与中国进行一场“文明与种族的较量”。斯金纳还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

言论一出，舆论哗然。

一、“文明冲突”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自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以来，这一概念不胫而走，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得到了很多的赞同，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对。

（一）亨廷顿心目中的“文明”是什么？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对于文明的界定，亨廷顿认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宗教：“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

（二）亨廷顿心目中的“文明的冲突”是什么样子？

与很多想像的不一样，亨廷顿最担心的并不是伊斯兰文明，而是中华文明。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文明间战争与秩序”当中，亨廷顿甚至构想了一个中国联合伊斯兰教世界挑战西方+印度的图景。

因此，在亨廷顿的心目当中，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并非是简单的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及心理不适，而是诉诸于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与军事对抗。亨廷顿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下意识地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必有一战。

但是笔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出现亨廷顿所理解的那种“文明的冲突”。那种冲突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而不符合中国的历史逻辑。

二、中美之间的文明差异不足以引发剧烈的军事冲突

（一）“文明的冲突”其实更容易发生在较近的文明之间

真正比较严重的文明冲突，其实是发生在相互可以理解的、差异并不太大的文明之间。如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这三者其实都是基于“犹太教一神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文明形式，内容形式非常相近，差别微小，但是彼此之间隔阂很深，冲突至为激烈。

事实上，亨廷顿所理解的文明的冲突，其模板恰恰是世界历史上犹太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诸如“十字军东征”与“圣战”之类。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三大宗教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如伊斯兰教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及基督教与天主教及东正教之间的冲突，甚至东正教内部的冲突，如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圣像派”与“反圣像”之前的斗争更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如此之类，反而比三大宗教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得多。

越是兄弟，关系越密切，彼此间差异越小，就越是难以容忍彼此之间微小的差异，所以斗争越残酷——这往往是一种历史规律。

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间，是存在极大的差别的。这种差别之大，以至于可能大到几乎是难以发生直接冲突的地步。所以，虽然两者之间必定会有一些可称之为“文明的冲突”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冲突，激化的概率并不大。

（二）为什么中美之间不会因为文明差异而激化？

因为，两者之间不容易找到直接对冲的地方。

比如说西方文明相信“三位一体”，信奉基督耶稣。穆斯林同样尊重基督耶稣，但是认为他只是先知，不是神。于是双方不合，大打出手。天主教与新教都是基督教的一支，但是为了若干细小的差别，爆发过多次血腥的战争，如“三十年战争”等等。同样是东正教徒，为了能否崇拜“圣像”，双方也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而这样的事在中国不容易发生。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介于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神灵”是介于自他之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孔子曰：“未知生，焉之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如在，如有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愿意信的人可以信，不信的人也可以不信；可以信的多一些，也可以信的少一些，都没有关系。

不鼓励太过依赖超自然的力量和信仰的作用，但是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因此，中国人敬畏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不会对宗教信仰当中那些细微的区别感兴趣，更不愿意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上对于文明传播的理解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上》）不会主动去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文化及观念。而在《圣经》当中，基督耶稣对弟子们的教导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西方有些观察者看出了这个差别，他们说中国人的观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基督教的观念是：“己所欲，施于人。”

“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救，基督教会总是会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总之，中国人可能会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战争，但是为了一点信仰教义上的差别来发动战争，似乎是不太容易。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

三、不存在完全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

斯金纳说，“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当前中国的制度既是中华文明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发展产物，或者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成果。

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制度，同样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产物。世界近代史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东方，把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大量传播到西方，推动西方的发展进步及变革，最终实现历史性突破，锻造了现代西方文明。关于“东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等方面，早已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是无可置疑的。

因此，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不同文明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并非独自发展。也因此，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遇，结果不会是相互吞并，而应是共存、相通、相互学习，彼此促进，并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

资料图：中新网

四、文明冲突出路何在？

在国际国内事务当中，最好不要故意挑起“文明的冲突”。一个挑起“文明冲突”的人，必定只能看到开始，看不到它的结束。因为，“文明的冲突”是最深刻，最为持久的冲突。

亨廷顿说：“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文明的冲突”一旦激发，就极难消弥，哪怕最终平复，也是“和大怨，必有余怨”（《道德经》）。

亨廷顿最早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念，但是他也希望尽量避免文明的冲突。他说，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就要力行三大原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共同性原则”，各大文明的人们应努力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亨廷顿还引用了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的警告：世界和平与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亨廷顿和莱斯特·皮尔逊的警告也是今天的特朗普及美国政府所应该听取并铭记的。

因此，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并承认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文明的冲突，努力促进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而非故意挑拨文明的冲突，这才是成熟国家与睿智政治家的做法。

如美国政府当前那种做法，为了眼前的利益，挑战并刺激文明甚至种族冲突的言行，是不明智的，不但会造成世界局势的动荡，而且很可能会反噬自身。(作者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