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开展公共外交并没有多大兴趣。然而，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为与他国民众直接开展交流所做的努力，也是政策制定者用来打造软实力的关键工具之一；而当下的信息革命让此类工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民意调查和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软实力30强”（Soft Power 30）指数显示，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下降。推文（tweet）可以帮助设定全球议程，但如果它们对他人没有吸引力，就形不成软实力。

特朗普的拥护者回应称，软实力是他人的想法，无关紧要；关键是拥有军事和经济手段的硬实力。2017年3月，特朗普的预算局局长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宣布了一项“硬实力预算”，将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削减近30%。

幸运的是，军方领导人在这方面有更深的认识。2013年，马蒂斯将军（后来成为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警告国会：“如果你们不给国务院提供足够的资金，那么我最终必须购买更多的弹药。”基辛格就曾指出，国际秩序不仅取决于硬实力方面的平衡，还取决于人们对合法性的看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软实力。

信息革命总是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谷登堡（Gutenberg）印刷机对15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巨大影响就是明证。人们可以将当前的信息革命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以及“摩尔定律”（即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的出现。结果，电脑的计算能力显著提高，到本世纪初，其计算能力的成本仅为上世纪70年代初的0.1%。

1993年，全世界大约有50个网站；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超过了500万。今天，有40多亿人上网；到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至50亿至60亿人，而物联网将连接数百亿部设备。面簿的用户数量超过了中国和美国人口的总和。

在这样的世界里，吸引和说服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公共外交主要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的时代早已过去。科技进步大大降低了处理和传送信息的成本。其结果是信息的爆炸，从而产生了“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信息的丰富造成注意力的匮乏。

当人们面对大量信息时，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社交媒体演算法的目的是争夺注意力。声望变得比过去更加重要，而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政治斗争，往往集中于信誉的建立和破坏。社交媒体可以使来自“朋友”的虚假信息看起来更可信。正如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报告所显示的，这使得俄罗斯能够将美国的社交媒体武器化。

声望在世界政治中一直很重要，但公信力已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力资源。带有宣传意味的信息不仅可能遭到蔑视，而且可能产生反效果：它损害一个国家在公信力方面的声誉，从而削弱其软实力。最有效的宣传不是宣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对话。

伊拉克战争期间，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以一种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方式对待囚犯，使人们认为美国是伪善的，而这种看法无法通过播放穆斯林在美国生活得很好的影像来扭转。今天，被证明是虚假的总统推文削弱了美国的信誉，并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衡量公共外交有效性的标准，是你改变了多少人的看法（如采访或民意调查所反映的），而不是你花费了多少金钱或发送了多少信息。

国内或外交政策如果显得虚伪、傲慢、漠视他人观点，或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就会削弱软实力。例如，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便显示，美国的吸引力急剧下降。上世纪70年代，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而美国的全球地位就反映出这一政策有多么不受欢迎。

怀疑论者认为，这样的周期表明，软实力并不重要；各国合作是出于自身利益。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合作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程度又受到合作双方相互吸引或排斥的影响。

幸运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仅取决于其官方政策，还取决于其公民社会的吸引力。当海外抗议者游行反对越南战争时，他们经常高唱着美国民权运动的颂歌“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以史观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将在特朗普之后恢复其软实力，尽管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资肯定会有所帮助。

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英文原题：American Soft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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