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很快，美国对华防范与戒备也日益明显。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看来，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有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靠政府领导改革的能力。所以，要想赢得未来中美战略竞赛，中国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做到在改革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美国。在当下，中国应避免和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把资源更多投入到科技竞争上。他把这些观点写入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中。《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阎学通，听他讲述在美国挑起战略竞争的压力下，中国该如何保持“定力”，继续发展。

　　“中国是在数字化时代崛起”

　　环球时报：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大国兴衰，您认为决定一个大国能否崛起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阎学通：我在新书《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中的观点是，大国崛起的成功在于政府领导改革的能力。中国的崛起靠的就是政府领导社会进行改革的能力。当年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其制度有什么特殊性。如果政治制度有决定性作用，那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奉行和美国相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没有成为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冷战时期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能像苏联一样成为超级大国。纵向比较，无法解释相同制度下美国为何时而有内战时而无内战，苏联曾经强大又最后解体。

　　从美国的角度看，特朗普执政的头半年，美国全球领导力就严重下降，而美国的制度没发生任何变化。班农是反建制主义者，他坚信政治制度起决定性作用，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中之间是模式之争”。我与他的看法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崛起大国，靠的是政府的持续改革能力，而非政治制度的改变;美国在21世纪的相对衰落是其政府的改革能力不如中国政府的改革能力。

　　环球时报：如何才能保持政府领导社会进行改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阎学通：从建国以来的经验看，要想保持政府具有较强的领导改革的能力，主要需注意两点。第一，能保持社会向进步的和建设性的方向改变。第二，能把改革理念转变成具体政策并贯彻落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有改革意愿，但却没有改革能力，他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最后付诸实施的政策，克服不了来自国会、反对党以及各部门的阻力。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在不断克服各种阻挠改革的障碍。

　　环球时报：和历史上英美两国的“大国崛起”相比，今天的中国还面临哪些全新的考验？难度是更大，还是更小？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时代与英美两国崛起的时代不同。英国是在机械化时代崛起，美国是在电气化时代崛起，而中国是在数字化时代崛起。如今，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国民财富主要来源，如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竞争，对中美两国来讲都是新课题。

　　所有大国的成功崛起靠的都不是复制以往崛起成功的经验，而是根据时代的特殊性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因此，中国面临的最大考验是，能否快速且持续地提高改革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当然包含政治、经济、科技等所有领域。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每个不同时代的大国崛起，其难度都是一样的，只能靠这个国家不断地和主动地在自我纠错的过程中创新摸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不搞意识形态之争不是“鸵鸟政策”

　　环球时报：美国对华防范和戒备心理似乎越来越明显，有人认为美国想挑起意识形态之争。对此，您怎么看？

　　阎学通：当下的中美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很难有共识，因此，防止两国目前的战略竞争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中美发生意识形态之争，就可能引发“新冷战”，这对世界不利，对中美双方也不利，特别是对中国的崛起不利。

　　特朗普目前尚未表现出进行意识形态之争的决心。但美国的精英们，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可能想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因为他们认为搞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比我国有优势。不过，只要我们坚决不搞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单方面也搞不起来。

　　中美究竟在什么领域竞争，我认为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说我们现在需要某种战略定力，那我认为这一定力就是坚决不搞意识形态之争，不搞模式之争。这不是胆小，不敢竞争，而是把竞争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对民族复兴最有意义的领域。

　　环球时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您怎么看这些所谓“文明较量”的荒唐言论？

　　阎学通：蓬佩奥的团队称美国“第一次与不同文明大国较量”，这充分说明该团队在专业上的不成熟。事实上，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在美日之间发生，当时美日是两个不同文明的强国。然而，发生在两个不同文明的大国间的战争，其性质并不必然是文明冲突，多数都是权力冲突。蓬佩奥团队意识形态很强烈，但专业性又不太强。

　　美国误判中美战略竞争性质，我们没有必要去纠正，也纠正不了，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中美战略竞争性质的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我认为，赢得这场战略竞争的核心是获得持续技术创新的优势。特朗普专门就5G问题发表公开讲话，如今不惜代价地遏制华为，由此可见技术竞争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只要我国有技术创新优势，发达国家也会“选边”支持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游说美国盟友阻止华为5G的策略并没有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

　　环球时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一些中外学者担心中美冲突会日益进入“危险地带”。此外，美国近期还在台海等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您认为中美关系短期内将会如何发展？

　　阎学通：整体来看，中美战略冲突更加严重恐怕是一个基本趋势。不过，只要我国不接茬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全面冲突就不会发生。这不是“鸵鸟政策”，而是战略选择，选择争什么和不争什么。技术竞争必须进行，但意识形态之争对中国的崛起没有意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是在选择有优势、风险小、成本低的贸易领域作为切入点，与我国开展战略竞争。

　　对冲战略不是冷战选边站

　　环球时报：您曾提出世界格局从“单极”走向“两极”的观点，这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我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曾判断，国际格局的中美“两极化”开始了，而这一格局将在2023年定型。这中间的10年是格局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在“两极化”的过程中，世界将会发生什么？第二，“两极格局”定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我想，在“两极化”的过程中，一些中小国家将面临中美竞争迫使其必须选边站的压力。如今这种影响已经显现，如蓬佩奥到处拉盟友，打压中国5G技术的发展，加拿大、澳大利亚跟着美国走，但其他国家不太愿意跟着走。我想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战略选边中已不起决定性作用。到2023年，如果“两极格局”形成，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重新恢复“不结盟政策”，因为“不结盟”有利于中小国家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来维护各自利益。届时，不仅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会采取这个策略，只不过到时可能会用“对冲”或其他的新词来形容这种战略。有东南亚国家已率先采取一种“对冲战略”，即“问题性选边战略”，来应对中美“两极化”形势，比如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甚至还可能进一步细化，有的国家在经济领域是投资靠美国，贸易靠中国。现在，欧洲国家和日本也开始采取相似的战略。

　　环球时报：如果说“两极化”2023年定型，那么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决定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因素又是什么？

　　阎学通：我认为，在“两极格局”定型之后，中美战略竞争恐怕会继续较长时间，这应当是一场最短以20年为时间单位的竞争。我国要获得与美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平等地位，估计需要至少20年。而在这20年中，无人能保证我国一定“胜”出，这取决于我国改革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也要看未来20年里美国会不会有具有强大改革能力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