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明的冲突”重新成为国际舆论中的热门话题。有两件事成为诱因：第一是美国决策层正考虑基于“与差异巨大的文明作战”的思想，制定对华政策。第二是此前发生的斯里兰卡系列爆炸案，这次恐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斯里兰卡国防部长事后称，恐怖分子的动机就是对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报复。恐怖分子仅因宗教信仰差异便大开杀戒，似乎印证了“文明冲突论”。然而，用“文明冲突”解释现实矛盾，看似深刻玄奥、直达本质，实则似是而非、主次颠倒。

　　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意识形态诸多层次中，宗教信仰距离现实政治相当遥远，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是间接而有限的。许多反例表明，宗教信仰不同，并非爆发冲突的先决条件；宗教信仰相同，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和谐相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前世界诸多矛盾(包括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多是地缘博弈、经济竞争、强权政治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所致。因此，要想认识事物本质，不是将人间问题拉到天国，而是将天国的问题拉回人间。

　　“文明冲突论”将文明/文化因素当成矛盾的决定性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论。在西方社科理论中，历史唯心主义是一种常见现象。有美国学者坦承：“西方历史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因为西方所依赖的是根据理论所建立的模型。”毛泽东曾说：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例如，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是三大流行理论，其中现实主义接近唯物主义，但喜欢用静止、机械的形而上学眼光看问题(沃尔兹所说的“结构”就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其可以解释常态性现象，却无法预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衰落与灭亡。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带有明显的唯心论色彩。“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社科领域唯心论传统的当代延续。

　　“文明冲突论”背后

　　用唯心史观引导政策和战略，就像从镜子中观察世界：表面上看，它所看到的东西与现实世界无限逼真，但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用这种歪曲现实的唯心主义指导外交战略，只会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美国用“文明冲突论”指导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就曾遭受重大挫折。20世纪前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形象良好，双方相处和睦。但二战后(尤其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霸权色彩越来越浓：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由此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拉一派，打一派”，使中东日渐陷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逆淘汰。正因为美国推行霸权政策，才使中东反美主义情绪高涨，“9·11”事件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反美情绪的极端反应。

　　有意思的是，美国没有自我反思和批判，反而凭借话语优势，倒因为果，热炒“伊斯兰威胁论”。“9·11”事件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话语中，“文明”“文化”“宗教”“自由”“民主”等观念泛滥，日趋成为解释国际政治矛盾(包括反美恐怖主义)的理论起点。在回答“穆斯林为何恨美国”这一问题时，很多大腕学者将问题归咎于“文明冲突”，而看不到美国学者对自身政策的反思，也看不到对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深度批判。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知名东方学家伯纳德·路易斯认为，穆斯林反美情绪是源于对古代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竞争的历史性反应，源于自身政治经济的失败和无知，而非美国的过错。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就必须在伊斯兰世界推行民主改造。

　　理论上差之毫厘，行动就会离题万里。正是由于热衷于“文明冲突论”而看不到自己的霸权主义，小布什政府推出了“中东民主改造”“武力反恐”等偏激政策。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文明对抗”政策，既导致伊斯兰世界空前动荡，也使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

　　霸权与好战的本质

　　殷鉴不远，美国却重拾“文明冲突论”，并将矛头对准中国。美国如今竭力遏制中国，主要缘于中美实力差距日渐缩小引发的战略焦虑。

　　然而，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本质根源，并非文明差异，而是两国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异：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美国则热衷于战争。今年4月，特朗普曾致电前总统卡特，表示对“中国正超越我们”感到不安，并寻求对策。卡特就认为，中国没有将一分钱浪费在战争上，美国则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这是中美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看，“文明的冲突”成为美国对自身霸权、好战的掩饰，而之所以如此好战，本质是垄断资本牟利所致。一则，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二则，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目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美国只能靠债务维持繁荣假象。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动荡与混乱，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回流美国，这使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制造战乱。三则，美国金融寡头与军工复合体相互勾结，已形成“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经济军事化机制。目前，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远远超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需要，实际成为垄断资本从中渔利的工具。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主要受益者就是军火商和投资银行家，美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则承受巨大代价。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外敌，而是国内高度异化的垄断资本。

　　遗憾的是，当前的美国决策者不能或不敢正视主要矛盾，也没有吸取此前与伊斯兰世界因为矛盾冲突带来的惨痛教训，反而开始用“文明间冲突”的标签定位中美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