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责将经济全球化作为谈判武器。制裁、关税和限制对美元的获得一直是他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他在使用这些手段时不受盟友、机构或规则的约束。据《经济学人》报道，美国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于军队和航空母舰，还来自于它作为支撑全球化网络的中心节点地位。“这种企业、理念和标准的融合反映并增强了美国的实力。”但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并且正在侵蚀美国最宝贵的资产——它的合法性”。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操纵经济依存关系（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的总统，美国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例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禁运来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此后不久，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我共同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存》（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这本书探讨了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权力来源可以被操纵的各种方式。但我们也警醒人们短期收益有时会转变为长期损失。例如，当时尼克松总统限制美国大豆出口，希望借此抑制通货膨胀。但从长远来看，巴西的大豆市场因此迅速扩张，并开始与美国生产商竞争。

2010年，中日两国船只在钓鱼岛附近发生碰撞后，中国通过限制稀土金属出口来惩罚日本。稀土金属在现代电子产品的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元素。其结果是，日本向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提供贷款，该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一家提炼厂，如今产自这家提炼厂的稀土金属，可以满足日本三分之一的需求。

此外，本世纪初关闭的加利福尼亚州帕斯山（Mountain Pass）矿场也重新开采。中国在全球稀土产量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95%以上，降至去年的70%。今年，中国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了相当直接的回应，公开领导人参观一家稀土生产基地的照片，此基地的稀土原料出口，对美国电子产品的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的经济行为，例如所谓的“盗窃知识产权”以及为在贸易领域具备所谓“扭曲优势”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美国及其他国家均认为他们的抱怨是合理的。此外，出于重要的安全考量，美国避免在5G无线技术方面依赖华为等中国公司。出于相关的安全原因，中国也禁止脸书或谷歌在其防火墙内运营。但是，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造成商业供应链大规模中断，乃至形成政治影响则是另一回事。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以及最终将付出什么样的长期代价。

即使其他国家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美国所构建的相互依存网络，但长远来说，它们越来越倾向这么做。与此同时，缓解冲突和提供全球公共品的国际机构，将遭受代价高昂的损害。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世界秩序不仅取决于稳定的权力平衡，也取决于各机构所共同构建的合法性意识。特朗普对中国经济行为作出回应是正当的，但他不顾美国的同盟及国际机构所须付出的代价，而一意孤行则是错误的。这样“独断”的执政手段，同样削弱了他在伊朗和欧洲地区的政策效应。

像北约这样的联盟稳定了人们的期望，而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存在则增强了国际安全。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能具有破坏性，但它们同时也创造了财富，尽管利益往往分配不均。保持金融稳定对数百万美国人和外国人的日常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可能直到金融稳定消失后才会注意到这一点。无论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者如何抵制经济全球化，生态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温室气体和流行病是全球共同议题，并不以政治边界为界。民粹主义者的政见与特朗普对科学的轻视，及美国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做法是一致的，与指引万物的物理规律并不相容。

各国将愈发需要一个框架，以加强海洋及太空的使用合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方面的合作。将这种框架称为“自由世界秩序”无疑会产生误解，把促进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构建全球公共品框架混为一谈。中国和美国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建立一个开放有序的体系来管理经济和生态上的依存关系，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一些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认为，他的非正统风格和打破规则、摒弃旧制度的意愿，将在朝鲜核武器、中国强制技术转让或伊朗政权更迭等问题上为美国赢得重大收益。但是，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过多地操纵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殊地位，可能会弄巧成拙。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从长远来看，使用这种“粉碎”法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实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将证明，特朗普的做法会让美国在国家安全、繁荣程度及生活方式上付出高昂代价。

（Joseph S. Nye, Jr. 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