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美国人正在费尽心思地制造排外情绪。如今每天都有消息传来，部分美国民众间歇性的本土主义情绪爆发实在令人感到尴尬。当代美国人对这个世界本来一无所知，如今一些社交媒体和小报又让我们的媒体空间里充满了针对美国以外世界的猜想、推测和虚幻的认识。上述不实的媒体言论大都指向中国，当然还有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另外几个“邪恶国家”，而且据说上述几国的影响力最近都已进入委内瑞拉这个距美国南部海岸1600英里之遥的蹩脚“社会主义国家”了。

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访华时美方首席翻译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其个人主页发表了

2019年6月13日在布朗大学外交政策协会百年纪念讲座上的发言稿：《中美脱钩及其影响》

委内瑞拉出美女，这是世人皆知的，然而除非我们的军队主动打过去，否则这个国家并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敌人。不过，我们美国人最终还是在中国那里找到了解药，身患“敌人缺乏综合症”（enemy deprivation syndrome）的美利坚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es）终于还是有救了。

前苏联出人意料地举手投降，这让我们的军工复合体不仅失去了对手，也失去了充裕的资金和良好的状态。苏联虽然倒下了，可中国又顶上来了！真是感谢上帝，快把弹药给我们吧！对了，还有钱，否则这点弹药怎么够用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在与华盛顿之间的冷战中意外出局并不能为我们预测美中对抗的结果提供任何可靠的参考。只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过交道并不能说明你就了解了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与俄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东亚的“市场列宁主义”卓有成效。中国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持续不断地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确保美国国防预算（而非美国的公司、消费者和技术专家）能够从中国崛起中获益而已。

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让中国人尝到了屈辱的滋味，虽然现在没人能够确定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或多稳的步伐崛起，但中国似乎注定会重新夺回它曾维系了数千年的主导权。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保持了140年之久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落入中国人的手中。失去“第一”光环的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曾受西方压迫的国家一道分享权力。

中国人的确做过一些令美国人反感的事，比如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做法。然而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者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本月9号所说的那样：“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出现的反华浪潮，更多地是由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而不是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的”（the anti-China turn of the past year has been triggered more by American anxieties than by Chinese actions）。退一步说，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对美国恐华症爆发所起的作用，至少与中国“不良行为”所起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

在美国，富裕的精英阶层执掌着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命脉的银行和大公司，而许多美国人感觉自己一直在受到那些精英的轻侮。当前美国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陷入停滞，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民众生活水平不见提高甚至出现了下滑，企业高管和金融精英们中饱私囊，此类现象让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美国人痛恨不已。他们指责那些精英把收入不错的制造业工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

尤其让欧洲裔的美国中下阶层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近些年出现的美国领导人常常不再能够代表他们，这让他们尝到了在社会上沦为边缘群体的滋味。美国的政治正确致力于保护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免遭无心冒犯，然而政治正确唯独没有照顾到社会中下阶层和他们的想法，这些人甚至在当下的政治正确中遭到了贬低，这一切让他们怒火中烧。

此外他们还很容易受到舆论的蛊惑，认为自己的痛苦是只顾私利的美国公司与中国勾结造成的结果。把一切责任推都给中国的确有助于缓和他们的负面情绪。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再加上国际威望日益下降，这些都对美国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当下这种情况是对美国人的韧性、务实精神和意志力的一场考验（a test of American resilience,realism,and willpower）。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改革和调整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资关系和教育政策来使这个国家振作起来。

有些人没有选择应对现状，而是选择了反抗现状，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挑战是对美国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一定十分渴望能像美国二战结束以来那样去主宰这个世界（they imagine that China must lo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since World War II）。然而当你花时间去听一听中国人在他们自己内部谈论他们的抱负时，你会发现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让曾经看不起他们的外国人能够给予起码的一点礼貌和尊重。他们希望能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在世界上享受到尊严，他们希望能在国内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并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

美国人在应对这种要求时遇到的困难在于，中国已经变得足够富裕和强大，不再向美国麾下的区域势力和全球霸权低头。中国人不再一味地委曲求全来作为换取独立自主的代价。美国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是通过改正自身的问题，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使其受到遏制（not by correcting its own deficiencies – but by tripping up and immobilizing China），但是这份偏执和自满是无济于事的。美国一面在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的同时，自己却日益走向封闭。

这种变化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无论是美国放过中国，还是美国通过削弱中国来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试图打倒中国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国经济，而不会阻止中国的前进。那么，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要对杰里米·豪夫特（Jeremy R. Haft，美国企业家、畅销书作家、学者、对华贸易事务媒体评论员——观察者网注）2019年为“伟大决策”（Great Decisions）计划所写文章中提到的关键一点表示赞同。他指出，一个国家的GDP规模实际上与其国际竞争力没有什么相关性。GDP完全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国际分工。如果我们把挖沟工人或喜欢推诿扯皮的金融精英创造出来的GDP，与钢铁工人或诺贝尔奖得主为一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混为一谈，那么非常重要的信息就会被我们忽视掉。与GDP有关的数字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有多大，或者该国经济增长得有多快，然而知道两个国家的GDP规模并不能帮我们预测到它们之间最终的竞争结果。

虽然不能说经济总量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一个国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决定经济总量能发挥怎样作用的关键因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试图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时，其GDP规模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然而日本却牵制了美国将近四年，最终因无力抵御美国的核攻击才宣告投降。

因此，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比较美中两国的GDP数字并没有切中问题的关键（comparisons of gross economic indicator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re mostly beside the point）：中国的工业产值现在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比美国、德国、韩国三国加在一起的总和还多，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

此外，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工作的劳动力已经占到了全世界同类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8倍，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3倍以上，这一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与美国和无人同情的前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这甚至可能会成为它的一大优势。如果有其他国家试图模仿中国的制度，中国人自然觉得高兴，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很在意其他国家如何管理自己的社会。中国在其国内施行的是一党执政的制度。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旗手宣称中国在海外推广专制、反对民主，但其实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冷战结束后秩序混乱的新世界里，意识形态联盟是非常不堪一击的。一国制度的受欢迎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该制度是否能给人民带来有效的政府领导力、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the appeal of systems of government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on how well they deliver effective leadership, prosperity, and domestic tranquility to those they govern）。你无法再去强迫某个国家向一个超级大国效忠。各国可以自由选择国际伙伴和竞争对手，并就事论事地与伙伴和对手打交道。

中国的财富和实力与日俱增，邻国们无不担忧这会在多大程度上迫使自己臣服于中国，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担心自己会受到中国的侵略。尽管美国费劲心思地去设想东亚海域出现一个类似富尔达缺口（冷战期间，富尔达这座城市靠近东德和西德的分界线，人们因此将该地的一处山谷命名为“富尔达缺口”。美国认为，若华约与北约爆发战争的话，那么富尔达缺口是最有可能遭受苏联军队进攻的一处地点——观察者网注）的地方，但实际上东亚并不存在“富尔达缺口”。

一些美国人兜售的那套过分夸大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加受到欢迎。即使在那些早就对中国有戒备心理的国家，美国的这套说辞也没有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那些国家看不到迫于美国压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很可能损失巨大。

中国是其所有邻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正在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近在咫尺，而且永远也不会离开。这些国家并不想向中国挑起事端，他们也不会站在美国的阵营里。

中国对一些分布在东海和南海的岛屿、礁石和岛礁（islets,rocks,and reefs）的主权提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声索。由于冷战期间中国受美国的牵制，导致其他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占领了大部分岛礁。30年前，中国终于拿回了少数几块其他声索国没有占领的土地。

中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周边建立据点来捍卫主权，对这些国家而言，把中国赶出去不是他们的目标。尽管同美国海军在堡垒周围划定领海基线方面有分歧，中国并未威胁到南海自由的商贸航行。毕竟，通过该海域三分之二的船舶的目的地是中国港口。要不是美国媒体利用失之偏颇的言论来混淆视听，其实这都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实（it’s hard to ignore these facts unless the prejudicial narratives of the American media miasma prevent one from seeing them）。中国目前并没有向邻国索要什么，只是以礼相待，互相开放贸易和投资，严防那些国家伙同第三方做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无论中国的邻国是否是美国的历史盟友，他们都没有采纳当前美国孤立中国的方案。他们之所以寻求获得美国的支持，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对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寻求与中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的和解状态。

这种目标上的不一致，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排斥中国的行动迄今对中国的损害还不如对美国与盟友和国际伙伴之间的关系损害大。这些行动非但没有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反而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在双边层面上，当前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让中国经济付出了代价。中国的反击对美国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等待美国零售企业和消费者的是逐步升级的冲击。特朗普贸易战的短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它的长期影响又是什么呢？

首先，当前的供应链和贸易模式正在受到永久性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生产商为了避免美国关税而转投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的时候，他们提升了中国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大对其他国家的生产投资促进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当前获得了蓬勃发展，这都是以牺牲美国农民利益为代价换来的结果。

美国已然向中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善变的、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使得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中国曾经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华盛顿在试图限制中国资本流入美国之时也在破坏自己的对华出口。

由于中国公司不能将他们从卖给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中赚来的美元在美国进行再投资，中国政府一直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中国用这种方式补贴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因此，中国企业在美国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投资本可以创造就业和出口，但现在却被动地为美国财政的挥霍买单。目前美中转为敌对态度使得这种共生关系陷入了危机。如果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中国将成为一个净资本流入国而不是流出国，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在全球债务销售方面的竞争对手。

撇开中国为美国预算赤字融资不谈，以日本为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阻止中国投资美国私营企业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哪些机会成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在美国投资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不过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与中国的情况一样，那些反对日本投资的人是基于一些莫须有的国家安全考虑。但是，在日本流入美国的资金减少之前，日本为美国创造了70万个工作岗位，并在美国建立了许多工厂，每年为美国创造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出口额。现在由于行政命令和国会法案的出台，本可以发挥同样作用的中国资金正被导向其他地方。美国的损失成全了他人坐收渔翁之利。

不难推测出中国公司无法投资美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每年吸引了大约全球15%的对外直接投资（FDI）。15年前，中国的对美投资也差不多占了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5%。但是，随着华盛顿提高了中国参与美国经济的门槛，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左右。同期，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已经上升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0%多。

如果我们没有禁止中国公司投资美国，这些中国公司每年将会拿出800亿美元用来投资美国的私营企业，这将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如今中国不再将储蓄交给我们，我们美国人也就得不到这笔钱。如此一来我们就只能指望美国自身储蓄率的提高了。

特朗普-彭斯式的仇外心理也提醒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合作，没有国家能够闭门造车。在美国，我们每年大约有65万从事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在某些学科，如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外国学生获得了美国新颁发学位的一半。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个比例是60%。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外国学生来自中国。如果我们像特朗普-彭斯政府威胁的那样排挤中国人，那么中国人就不会来到美国与我们一起工作。

如今，中国每年有180万毕业生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工作。中国在这些领域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即将超过我们。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价值增长了19%，而美国仅增长了10%。目前谁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是显而易见的。

到2025年，中国所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预计将超过经合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的总和。通过与中国的脱钩，我们美国人正在疏远这个世界上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数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支出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切断美国与中国的科技交流与其说会阻碍中国的进步，倒不如说似乎更将损害美国的创新力（cut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f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rcourse with China seems more likely to disadvantage American innovation than to retard Chinese progress）。

中美关系脱钩是特朗普政府一手策划的，其潜在影响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以外还有很多。最后，我将简要地再阐述一些此类内容以供大家思考：

1. 我们目前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无异于同中国玩谁是懦夫的游戏。在美方的支持下，日本正在中国东海的钓鱼岛发起同样的挑衅行动。我们距离与中国爆发海战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战争爆发，这将是我们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海上冲突，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拥核国家发生冲突。

2. 中国内战1950年因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而宣告停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战已经结束。现在我们的政策似乎正促使台湾的一些政客认为他们手持一张空白支票，随时能重新发动内战。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对话机制和我们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军队的对话机制无法相比。我们目前还没有制定华盛顿与北京的危机管控机制。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战略无非就是希望不要卷入战争。

3. 我们正与北京展开军备竞赛。中国最近测试了航母杀手弹道导弹、电磁炮、高超音速滑翔弹头、量子卫星通信系统、反隐身雷达以及射程空前的远程反舰导弹和空地导弹等等，其中一些武器已经部署。我们未必能够在这样一场军备竞赛中取胜。

4. 同时，我们在太空领域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也已经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中国是那只乌龟。当我们梦想着在火星上进行华丽的冒险时，中国正在为开采月球和一些小行星上的资源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以便能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引力平衡的拉格朗日点建造驻留地和工厂（China is methodically laying a basis for the mining of the moon and asteroids to build habitats and factories at the LaGrange points – gravitationally stable parking plac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5. 我们正试图摧毁中国大型科技企业，比如华为，我们希望将其排除在全球5G网络之外。但是，即便美国不再对其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也亟需物美价廉的设备，借此契机，中国的科技巨头将有能力在美国境外主宰这个世界。

6. 中国原本想利用国家管理的局域网来分割美国管控的全球互联网世界，美国并不想互联网世界遭到分割。然而多亏了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对网络安全隐私的偏执，北京现在实现了他的目的，数字世界正在遭到不同网络主权的分割。

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像他承诺的那样，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达成交易，而是破坏了交易；他没有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我赞同互通有无的自由贸易观点，不要想着什么都自己造。但没有人能否认，总统和他的幕僚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他所接手的这个世界。许多外国人现在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流氓超级大国（a rogue superpower），我们正在摧毁前几代美国人辛辛苦苦创造的世界秩序。美中关系的脱钩是造成全球政治和科技动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它绝非唯一的原因。

几十年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e Nye）指出，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现在事实证明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欢迎来到21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全球治理的工具正越来越多地从美国手中流失，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美国的同盟正在瓦解，美国争取其他国家合作的能力正在下降。而且，尽管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但美国并不具备明确的策略来遏制或扭转这一趋势继续向前发展。

所有这些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比如不经审慎的战略思考，半夜荷尔蒙发作以推特治国；国家交往过程中不权衡双方的利害，而是依靠军事打压、贸易制裁以及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来达成目的；对外协商的过程中没有礼貌可言，尽是威胁、侮辱和谩骂的语气。这些手段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并没有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自身令人不快的政策和做法，我们所做的一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在遭到敌意的蚕食。

为了能够有效地与中国这样的崛起中大国以及俄罗斯这样的实力恢复中的国家竞争，为了能够带着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所体现的自信和乐观态度去竞争，我们不仅必须修正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还必须修正现在正在分裂我们、削弱我们的国内政策。历史证明，我们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变革有序地进行。为了调动美国人民的巨大的才能和精力来应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国内现实和国际现实。我们曾经做到过，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作者是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访华时美方首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