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等既有大国的旧国际秩序观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代表的新国际秩序观之间的竞争。

　　既有国际秩序有很多优点，它形成于二战期间同盟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合作，成熟于二战结束后以国际制度为代表的新秩序之涌起，并以1991年联合国批准对当时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实施军事反击达到顶峰。之后这一国际秩序还有继续发展，表现在经常通过艰难协商后，国际社会仍能在一些重要全球治理领域取得一致，包括在国际反恐、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达成协议。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建造者美国严重偏离曾由它自己倡导的多边合作。在目前的美国政府看来，多边合作效率太低而成本又太高。因此，美国开启高歌猛进的粗暴模式，向战后世界秩序猛烈挑战。也因如此，在上述多数领域，全球治理步伐变缓，甚至倒退。比如，当前美国已退出联合国框架下的《巴黎协定》与《伊核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并退出了它曾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大国则继续高举国际合作大旗，竭力维护多边协作机制与成果。同时，这些国家正沿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合作的轨迹，力图升级制度性的地区与全球治理，为完善国际秩序进行顶层设计并贯彻落实。

　　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继续承诺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协定，力图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绝对减排。中国作为当前排放的主要大国，愿以限制和转换传统发展模式为代价，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减排，并化限期减排之压力为动力，营造绿色发展的新经济。中国不仅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这一自主国家意志，而且将此纳入年度和多年度的国家发展规划。

　　是中国以及俄法英德四个大国，不因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而放弃伊核合作，而是继续竭力保护《伊核协定》不被废弃，鼓励伊朗继续自我限制高浓缩铀的开发。当美国快速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之时，中国等国站了出来，力促伊朗履约，共同承担由美国放弃的国际责任。

　　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与美国合作，共同反对造成半岛以及周边不稳定的任何肇因。朝鲜发展核武，不管何种理由，中美都予反对，但方式大有不同。美国主张极限施压，以压促变。然而，美方宣称的对朝“烈火与怒火”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局势。中方主张朝鲜弃核与取消制裁的分步联动，这才是推动渐进合作的理性。在朝核问题上，中方的合作新主张，已被证明是超越传统理念的更佳方案。

　　在世界发展与国际安全的一系列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观念、新方案已被证明比当前美国固守的旧国际秩序观更具合作性和竞争力，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等新兴大国主张的新国际秩序，部分来源于美国曾经主张但已被它当前放弃的国际合作。无论合作减排，还是合作反恐，或是合作治理，美国都曾是国际合作的积极分子。若非美国，难以想象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的问世。美国对倡导国际秩序的现行机制曾经做出贡献，也由此取得重大回报。

　　但随着新兴大国崛起，这些机制也在稀释美国曾经在其中拥有的主导力。诸多新的主权行为体进入这套国际机制，其本身的运行程序也使有效决策变得更具挑战性，美国因此愈益走上独来独往、单边莽撞的道路。美国急于反击“9·11”恐袭背后的国际恐怖机构，擅自针对伊拉克发动不具合法性的“先发制人”打击，严重违反由《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用武原则。甚至出于党争，这届美国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美国如此对待合作伙伴以及国际社会，破坏既有国际秩序，其所放弃的国际公共产品只能由其他国家来承继。可以说，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坚持，恰恰是对美国放弃当前仍然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之矫正。

　　第二，中国等新兴大国代表的新国际秩序，并非简单继承现有国际秩序中的积极部分，它还日益反映在对现有国际秩序之不足的完善与升级。针对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中俄等国发起上合组织，形塑跨国打击“三股势力”的地区安全机制，并通过内涵与成员扩容，为中亚和南亚地区成功提供了新的安全与发展合作平台。针对朝核问题，中国组织了关于无核化与地区安全的谈判平台，为管制危机与促进对话做出贡献。中国还发起地区与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并组建相关国际合作机制，将自身理念、能力和实践与国际社会广泛分享。

　　第三，中国继承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因素，推动国际秩序的增能升级，逐步走近变化中的国际秩序的中心。这既是中国与时俱进、大力倡导国际合作的自然结果，也是美国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必然后果。美国曾经营造国际合作，自然受到拥护;但它如今“退群”成瘾，全然不顾人类共同发展，其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远离也就毫不奇怪。美国一边损害国际秩序，一边反对他国维护和升级国际秩序，完全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如此，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之崛起终将水到渠成，势在必然。(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