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的中美关系，“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名词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贸易谈判的僵持、香港局势的恶化，以及美国鹰派声音愈加高涨都让世界对两个大国未来关系的走向感到不安和迷惑。

2019年8月13日，针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特殊时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就“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新冷战可否避免”发表主题演讲。

赵穗生教授从其美国定居长达35年的切身经历出发，深入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危机、冲突的复杂性、美国国内鸽派和鹰派的分野、“新冷战”爆发的可能性等问题。以下为赵穗生演讲内容文字稿。】

（文/赵穗生）

感谢CCG邀请我回来，又给我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非常认同刚才高博士所提到的，如何避免“新冷战”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急需找到答案的问题。但是关于很多国际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一观点，我既同意又不同意。中国国内可能对美国的能力和阴谋的深度有一些高估，但是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去年以来，中美之间贸易争端背后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从今年2月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的中美政策报告“Course Correction”出来以后，有百人签名信，然后又有一百人的反签名信，这些出来以后，美国国内现在的对华政策其实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大辩论的局面。在美国学界、政策界，甚至于在政府层面都开始重新思考。这里从战略层面上来讲，美国对华战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的这种强力施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美国有三个层次的目标。第一个是最低层次，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美国觉得中国的对外行为这些年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有扩张性，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越来越危险大，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使中国的行为与美国有更多的交叉，或者使中国的扩张性行为有所收敛。所以美国还跟中国要继续接触，进行谈判，用一些施压的方法来达到这样一种改变。

第二个层次，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增长以及贸易上的不平衡，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所以从根本上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使中国的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下来。包括科技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脱钩，都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延缓发展，甚至于使中国的起飞脱轨。

第三个层次的目标，即那些所谓极端强硬派的目标，就是改变甚至推翻中国政权，包括在香港争取民主运动，以及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敏感地区，对中国进行颠覆性的行为，导致中国的政权变革（regime change）。

美国希望通过“脱钩”延缓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这样三个层次的目标，对特朗普来讲，他很不明白，搞不清楚，也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就是就事论事。但是从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可以看出这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对于如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大家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究竟是像目前特朗普一样，对中国单打独斗，还是联合美国的盟国，结成联合战线来对付中国，还是通过具体的贸易战行为，还是通过其他的军事遏制行为，还是通过军事对抗行为，甚至于通过更加激烈的全面对抗行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也都在积极地探讨。

大家都说，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但其实这个节点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不光是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到美国30多年，经历了各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危机，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我这30多年当中，从来没有像过去这两三年当中所感到的中美关系的起伏，更明确的是持续性的危机、对峙和紧张，甚至于可以说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是中美在政策层面上的对峙和竞争，是政策方面的一些较量，但今天不是。今天中美之间是力量的较量，是中国国力和美国国力的较量。美国不是觉得中国的某一个政策错了，或是中国的某一个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中国崛起本身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所以中美之间是一种力量的较量，而不是一种政策的对峙。这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我到美国这么多年，而且在学界混了这么多年，看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关于中美政策的讨论。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John J. Mearsheimer），他是一个结构现实主义学者，十几年以前他就开始预测，中美之间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守成大国，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定会走向战争。所以当时所有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简单化（simplistic）的学者，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者两个国家的相互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结构的问题。

如果学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知道外交决策通常有三个层次的变量，一个是领袖素质，领袖个人的理念和个人行为，他在政治结构当中的地位起很大作用。第二个是叫国内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官僚体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到第三个层次才是国际结构层次。但是他简简单单地就用国际结构，说一个崛起大国，一个守成大国，这不是太简单了吗？难道其他东西都是黑盒子（black box），都不用看吗？

我们说这种理论太简单，但是换了一个说法的这种理论，现在却大行其道。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一个“修斯底德陷阱”，真的是人耳能详，所有人都在谈论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这是换了一个说法的、同样的一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是讨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搞了十四个国家的案例，说十二个国家都产生冲突了，所以中国和美国也是在走向冲突。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

这太简单化了，而且现在中国把格雷厄姆·艾利森当成座上宾，中南海都请他过去，但他懂什么中国。他不懂中文，不懂中国历史，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中国社会，没有到中国做过任何实地考察，没有在中国做过任何实地访谈，根本不懂中国。

这个现象多荒唐。但这个荒唐现象背后有它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背景，就是我刚刚说的中美这种力量的博弈，而不是政策的博弈。你不需要懂中国政策，不需要懂中国怎么改革，也不用管美国国内政治，就是中国的国力和美国的国力，就要让两个国家走向冲突，这个多荒唐。但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就是5到10年之中发生的，并且这几年越演越烈。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国力的较量，而不是政策的对峙。

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中美建交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美国将接触战略（engagement）作为处理美中关系，不管是战略关系，还是在各个方面层次的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但是现在接触战略属于一种守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接触政策失败了。所以现在接触政策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个词。这么大的两个国家现在不要接触了，要脱钩，要disengagement和decoupling，要科技脱钩、经贸脱钩，人文、学术、文化各个方面都要全面脱钩。

这也是我到美国这些年从来没有见过，即使当年冷战前后在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政治上的动荡，或者在美国出现了对中国关系的很多疑虑，都没有提出过“脱钩”。尤其是现在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要脱钩，而且要全面突破。我一个朋友之前弄了一个网站，题目就叫做“Great Decoupling”（伟大的脱钩战略），因为这种脱钩太难，居然能够完成这么一个历史的使命，完成脱钩。这个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情。

特朗普现在就是想脱钩，他跟习近平说是朋友，是一种策略。他的一个顾问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做生意的策略，我跟你示好，但我底下来挖空（undermine）你，说一套做一套。根据特朗普的原话，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间谍。30年前我到美国去，我们害怕的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但现在美国害怕中国对美国和平演变，所有的中资机构和研究机构，所有的中国学者和科研人员，不是到美国偷技术，就是搞和平演变，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关系全部斩断，连人文交流都要斩断。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未见到过。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

第三个很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从来没有铁板一块，从来都有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而且在历年当中，鹰派总是趋于少数。鹰派是些什么人呢？搞国家安全的人，搞情报的人员，军人，虽然在很多时候鹰派的声音很大，但是鸽派相当广泛，各个领域，学术界、商界、跟中国接触的政策研究界，甚至于很多跟中国接触的政府官员，这些人都希望中美继续接触，以合作来定义竞争，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但是鸽派的观点就像刚才我讲的接触政策的观点一样，这些年日渐微弱，甚至于在今年2月份之前，大家都认为在美国有一个对华强硬政策的共识。前不久在华盛顿开会，大家开玩笑说，现在华盛顿还有多少人是鸽派？ 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我说我是一个，我是强硬的鸽派。但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是鸽派，因为说自己是鸽派，别人就会给你贴个标签，叫“Panda Hugger”，熊猫拥抱者。这个熊猫看起来可爱，实际上很可怕，它的爪子很厉害，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鸽派。

到7月份有了百人签名信，分两拨签的，第一波一百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签。因为在当时执笔者弄这个签名信的时候有些人没找到，但也有些人找到了却没有签。这个签名信中国国内很重视，各种媒体报道很多，认为这是美国鸽派，是美国对华友好派。

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你仔细读这七条，第一条是对中国的强烈谴责，然后再是对特朗普目前对华政策达不到美国的战略目标的批评，而不是对战略目标本身提出疑问。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上，鸽派声音几乎没有，现在的两种声音，是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之间的争论，而不是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其实签名信大部分都是温和鹰派，虽然我是鸽派，但我还是签了。签了名的这一百人当中有各色人等，他们只是对特朗普不满，对特郎普的做法不满，但是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本身大家是一致的，不一样的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

所以这里围绕鸽派和鹰派，或者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之间真正的争论焦点是：中美之间目前走到这一境地，谁应该被责备得更多一些？改变这个现状是通过什么途径？是仅仅通过这种贸易关税，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联合盟国一起？很多人没签这封信，因为他们觉得这封信对美国政府责备太多，但对中国的批评不够，这两年中美之间关系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紧接着是一百位前情报和军方人员对这一封百人信的回应，认为所有的责备都应当给中国，所有的错误都是中国的，特朗普目前所做的事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你读一读这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信，奇文共欣赏。第二封信很值得读一读，因为这些观点很荒谬。但是居然就在这个辩论当中成为一家之言，而且成为声音很大的一家之言，尤其在华盛顿的圈子里面，很多人不同意，但是这些人又很有影响力。这种超级鹰派对中国的责备是全面的，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只有把中国彻底改变，彻底把中国压下去，把中国的政权给推翻。全球化时代竟然还能听到这种声音，这已经不仅是零和游戏，而是超级零和游戏了。

美国鹰派支持总统对抗中国的公开信

第四，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当中，总有很多对华政策的受益者，包括商界人士，像我们这样学界人士，甚至一些政策研究人士，很多人“吃中国饭”，觉得中国这碗饭挺好吃的，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益。一批人相当多，并且在过去很多年来是维护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每次出现危机和波动的时候，这些人总会出来说话。但在今天美国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是受益者。

上个月底的第二封信中就责备过去对华政策的失误，责备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在跟中国的关系得到好处，所以你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是这从中国得到好处，选择从道义上来讲，而不是从现实利益来讲。

这本来就是个互利的关系，结果没人敢说我们是互利的。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这些人，或者这些年也确实很多人觉得在这对中国接触中，获利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难。冷战结束期间，商界的人士是中美关系的坚强支持者，但现在这些人很少有人敢出来说话。说是我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巨大利益，中国市场对美国是非常有益的，没人敢这么说。不仅是敏感，商界的很多人觉得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不仅是技术转让问题，不仅是他们认为所谓的市场份额问题，不仅是他们认为对外资的歧视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越来越窄，其实不符合现实，但他们觉得越来越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去，可以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在中国银行可以开户，但是我一到中国来，我的google就没法用了，所有账户都停了。所以美国的整个产业都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美国人说这毫无道理，我们对你是全面开放，但你却对我们严加限制。美国的这些鹰派或者超级鹰派去批评中国时候，这些人就无话可说，都不愿意站出来。

包括学者，我们现在抱怨美国对中国的签证加以收紧，但美国人说，美国记者在中国只要写了一篇对中国有不公的报道，马上就被吊销签证，驱逐出境。不光是记者，学者也是一样，好多美国学者像沈大伟，他们的签证都被吊销了好多次。所以他们就说要对等。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受益者群体被压缩得越来越厉害。这个我也是多年没有见到的。

第五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过去的这些危机都是单独事件，两国之间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较量，不会影响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比如说台湾问题，从中美建交以后一直在那里，剪不断理还乱。再比如人权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南海问题、撞机事件、炸馆事件等等，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具体事件产生危机，然后双方进行危机管理，把危机处理，而这些事件和具体议题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今天绝对不是这样。贸易问题显然不只是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军事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牵扯在里面，不是能够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或者具体事件进行危机管理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中美之间非常全面的一种对峙，一种持续的危机，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关系中这种所谓的危机，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所以贸易战当中出现这样一些反复、周折，或者一些突发情况，有很大的背景，并不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换言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长期的对峙，长期的对立，长期的竞争，甚至于一种长期的危机状态。

那么第二个问题，原因何在？我刚才提到，在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对原因的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焦点。究竟是哪一方引起了目前的这样一种僵局，是哪一方要负更多的责任，应该改变？显然那些超级鹰派，不做任何自我批评，完全是指责中方。而那些温和鹰派一方面做自我批评，同时也指责中方。我觉得温和鹰派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美国这个方面来说，要两个人才能跳起探戈，一个人跳不了舞，一个巴掌也拍不响，确实两方都有问题。

美国方面要做自我批评，中国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我不想说中国太多，就简单地说一下。我的前导师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用了一个题目，“Overreach and Overreaction”，认为中国是战略透支（overreach），过分自信，过早地放弃韬光养晦，而美国是过分反应（overreaction），我很赞同她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说中国过分战略透支？这个大家可能比我都了解。2008、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基本上是韬光养晦、不搞对抗，以合作为主、加强了解，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条思路。但为什么2008、2009年是个节点呢？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当时次贷危机对美国打击很大，9月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次贷危机开始，但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起了作用，10月份中国就通过5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很快资金大量进入经济当中，然后经济开始迅速反转，当年仍维持着10%的经济增长率，而美国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过渡，经济刺激方案迟迟出不来，到第二年2月份才出来，太晚了，所以美国经济一路下滑。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次贷危机蔓延

我觉得2010年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美国不行，美国要完蛋。我当时到北京来，一些中国人问我们是不是要出手救美国？如果出手救美国，美国怎么感谢我们？美国是不是要按照我们的指挥棒转？心态越来越自信。

当时正好奥巴马上台，他在中国的际遇，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奥巴马是个转折点，他上台之后，真的觉得跟中国搞好关系对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重要。第一年他就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是第一位在任职第一年到中国来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因为他觉得的确需要跟中国要搞好关系。后来习近平一当了国家副领导人，奥巴马马上给副总统拜登布置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跟习近平搞好关系。

第一年为了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份就没见达赖喇嘛。小布什每年都在这时间见，而且在国会里给达赖受勋章。小布什批准的对台武器售卖，他迟迟不通过，因为他11月份要到中国来访问。所有这些都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结果他11月份对中国的访问一点机会都没有，一点面子都没有。

当时我在美国，很多美国朋友都问我，中国人怎么那么不喜欢奥巴马，因为他是个黑人吗？我说中国人特喜欢黑人，你看中国那些大学里面黑人待遇多好。是奥巴马生不逢时，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玩大了。奥巴马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是很失败的访问，很多人就开始批评奥巴马，说他对中国太软弱。在这之后国内的一系列发展都是大家有目共的。清华大学的教授说我们连科技都超过美国了，美国跟中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上，我们2014年就全面超过美国了。我们要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环境，这也是中国国内的知名教授所说的。美国对中国依赖更多了，而中国对美国没有依赖了。

首次访华的奥巴马游长城

所以我很认同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所说的“战略透支”，这也是对overreach的解释。战略透支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谓战略透支就是战略目标和国力不相当。中国还没到那个份上，就让人家感觉你马上要对美国取而代之了。这给那些美国的鹰派造成了很强的口实。当然美国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尽管那些超级鹰派不承认。

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没有包容感。这三点是我到美国这30多年来从没见过的。80年代我到美国的时候，当时是冷战后期，美国是跃跃欲试，很快就要把前苏联给打下去了，非常自信，要做自由世界的领袖。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胜利了。然后世界进入了单极世界，美国在全世界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了，自信满满地说我们美国人是世界警察，美国人要统领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签证、移民等各个方面都很包容，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很多人都找到了工作。那时候飞机场的安检也很松，送客可以直接送到飞机门口，接客可以到门口去接。政府门口也没有这么多的探测器，非常安全的。当时的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是一个移民国家，欢迎各路英才汇聚美国。

但是现在这样的自信、包容性和安全感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是两个重大事件造成的，9·11和次贷危机。冷战结束后，这两件事情对美国的打击非常大。9·11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美国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宠儿，是这个世界方向的引领者，结果9·11让他们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恨我们，尤其是伊斯兰界世界。

9·11之前美国在找敌人，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只有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但是9·11让美国人觉得，不仅中国会对我们产生威胁，伊斯兰世界居然对我们这么仇恨，把我们五角大楼和自贸中心都给炸了。所以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一种恐惧，但这在当时也给中国创造了一些机会，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对抗。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它的安全感在丧失，觉得四面都是敌人。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美国本身是9·11个受害者，本来有一个受害者的道义高地，但是美国没有利用这样一个道义高地来团结世界各国的各种力量来共同反恐，而是打着反恐的旗号来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小布什发动了两场不应该打的战争，对美国的耗费极其昂贵。这两场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根本就不是反恐，就是觉得伊拉克这些国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产生了威胁，所以要把伊拉克打下去。这两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比越战还要长。这两场耗资巨大且死了很多人的战争，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反对在国际上介入的情绪，换言之就是孤立情绪。

在这之前，这种孤立主义情绪最高的时候是越战。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都是非常自由派的，我的很多同事整天带着学生去游行，去示威，去反战。对这个战争越是厌恶，就越是觉得美国不应该再去国际上管太多，我们美国的公路、车站、机场都还这么破，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修路，去修桥，去其他国家搞援助，为什么要当世界警察？这种情绪从2006、2007年以后开始，皮尤的民调显示，当问及说我们美国人是不是应该对其他国家的事务进行帮助时，80%人说不应该，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这种情绪在美国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种情绪是特朗普上台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条件。因为特朗普说“美国第一”、“美国退群”，美国什么事都不管。他其实做不到，但是他说了，老百姓就认同了，美国人付出太多了，不应该再付出了。但是这是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透支”，它也做了和国力不相当的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事件就是次贷危机。美国的这种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次次贷危机当中失业率高得惊人，所以美国人就去找原因。这个高失业率的替罪羊就是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抢走了我们的就业。反移民情绪就上升了。最近这两次枪击案就体现了对移民的仇视。

从2008、2009之后，这种反移民情绪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白人，他们变成了少数，太没有安全感了。像我这样的华人移民增加很快，这次选举中亚裔的华人代表在美国竞选总统，拉丁裔的人增长也非常快，因为很能生孩子。白人越来越处于一种少数状态，虽然大家都批判这种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心态的产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反应。要教育他们种族歧视不对，但是他们的心态确确实实是越来越不能容忍。

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集会

在这两次历史事件以后，美国社会的这种分裂，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过去那些政客们表面上白天吵，晚上回到小酒吧里喝酒，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但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简直是像仇人一样，互不妥协，这就产生了一种民主失灵，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都达不成协议。所以在国内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背景之下，美国要找替罪羊，而中国就是一个当然的替罪羊，美国要进行排外，中国就是一个当然的排外对象。

但美国的排外不仅仅是对中国，现在特朗普对他的盟友一样排外。他对他的盟友法国总统直呼其名，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坏，安倍天天去拍马屁，马屁拍到马蹄上去。所以他就是觉得我承担的义务太多，我要推卸责任，我要退群，我要排外。美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美国越来越没有包容性，美国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种变化使美国变得小肚鸡肠，锱铢必较。特朗普说的话毫无道理，他说关税要中国政府买单，但其实根本不是，是美国的进口商和中国的制造商来买单，但居然还有人信。

所以美国的变化也是中美关系变化当中的一个很大变量。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关系该何去何从？是不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些变化，就导致中美关系由此一路下滑，走像“新冷战”？

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现在的很多发展都指向这个方向。确确实实也有很多现实的原因，使这种新冷战完全有可能爆发。

其中有三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忧虑的。第一点就是地缘政治，也就是所谓的老大、老二。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处在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现在跟美国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使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的争夺不可避免，至少竞争越来越激烈。

美国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深刻，美国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英文叫exceptionalism，是特殊的国家，是上帝赋予来改变人类社会的，所以别人都不能挑战，这种观点在美国根深蒂固。而中国觉得我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谁也阻挡不了，谁阻挡了，我跟谁急。这种心态使这两个国家的竞争有可能激化。而且竞争的焦点在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

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exception”思想可以理解成“American First”

目前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较量日益加剧，对美国来讲，它在太平洋地区打了几场战争，经营了很多年，要它退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二战以后这么多年在太平洋几乎是无敌的，你要挑战它，它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尤其是对军方人士。而中国多年来是个陆权国家，但中国这些年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来以后，越来越强调海洋大国。所以中美之间这样一种在地域上的竞争和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说，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自己决定。美国人说那不行，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盟国和利益要保护。这样一种冲突我觉得很难避免。

第二个冲突，我觉得是在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上。虽然很多人说中美之间应该仅仅是权力争夺，但是权力很重要，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尤其是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以后，推进中国模式。进入21世纪后，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模式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发展成功的奇迹，很多国家都可以借鉴。

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所谓的专制，或者说威权体制，是一个威胁。现在在美国，这个辩论很激烈，中国是不是要在全球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主导的经政治经济体制。我有一个同事在康奈尔大学，他今年上半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威权体制的成功虽然对其他的一些威权体制是种鼓舞，但中国还没有在全世界推广中国的威权体制，结果招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很多超级鹰派反驳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在向美国挑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推广他们的这一套体制了，中国已经要取代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的秩序了。很多人都在批评他，所以现在这个争论相当激烈。

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所谓的文明冲突这个概念，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让人惊奇的。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居然说中美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明的冲突，她在前几天被国务院开除了。但是她说，这是政策规划局在其所做的长期规划战略中提出来，当年美苏冷战美国战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写了8000字的电报，提出该怎么对付苏联，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偶然的。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现在中美已经进入了当年美国和苏联所处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而且美国要做好准备，并且比这种对抗更深一层的，就是文明的对抗。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跟美国的文化、文明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比如中国强调集体主义，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所以这种冲突也很难解决。

第三个就是经济上的零和冲突。美国人之所以敢在经济上说脱钩，是因为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小，而经济上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确实中美之间现在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在体现这种新一代经济革命的领域竞争，比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比例更大，这种经济上的竞争也很激烈。

至少这三方面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战略上的竞争态势，有可能进入一种新的冷战。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但是刚才高教授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们要做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至少作为一个鸽派，我自己认为我还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要是没有中美的合作和交流，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当教授，不可能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占一个位置，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中美关系。所以我们这些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努力避免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能不能够避免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有下面五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仍然非常严重。换言之，尽管中美之间竞争态势日益加剧，中美之间的政策变化非常大，但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变化。不仅没有变化，而且更加重要。我很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斗则两伤，合则两利”。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美贸易战打到今天，对两方的伤害都非常大。尽管美国人说现在我们把中国的产业链割断了，投资开始走出中国，但是这些投资根本就没有回到美国。最大受益者是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美国的制造业仍然回不去，国际分工中的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不是政府说一句话就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比如说贸易战对美国农产品和农民，以及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特朗普现在快撑不住了。当然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仍然是割不断理还乱的。

第二，冷战的这种国际条件根本不具备。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泾渭分明，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选边站，或者加入前苏联阵营社会阵营，或者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但今天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而且也不用选边站，他们两边讨好，根本就没有两个阵营的明确概念。

冷战的一大特点是美苏两个阵营泾渭分明

东盟国家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怎么反应？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个词叫做Free and open，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东盟刚发表的一份印度尼西亚领导起草的发展报告就把这两个词改了一下，叫做open and inclusive，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也就是我们跟着开放的美国走，然后把中国包容进来。这些所有的国家都不必选边站，这是跟冷战期间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

第三，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要取代美国的能力和意愿。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方面都有误判，中国现在还是美国领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意愿去推翻现在的国际秩序，而且中国现在要创立的不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肯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单极世界是一个一条腿支撑的一个地球，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两条腿或者多条腿。现在的世界不是一极，也不是两极，而是多极世界，而中国现在追求和推动的也是一个多极世界。所以美国人的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中国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美国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改革要解决的很多问题。中国并不是按照美国的时间表，或者按照美国的要求加以改革改变，但中国毕竟会变，中国是会加入到世界体系当中去的，中国也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因为中国的发展必须要走这条道路。所以我就跟美国朋友讲，我说中国会改的，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中国人改变知识产权，中国才去要改变，而是中国本身要改变，要改革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最后一点，中国的敌人不是美国，美国的敌人也不是中国。中国的敌人是中国自己，美国的敌人也是美国自己。因为我刚才讲了，两方面都是变量，中国的很多问题和变化导致了中美关系变化，美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也导致了中国美关系变化，所以美国要改变，中国也要改变。

越来越多的美国有志之士已经清楚认识到，美国现在问题很多，美国一定要改变。所以目前的总统选举辩论当中，可以看到，其实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辩论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第二轮民主党竞选两个小时的竞选辩论中，外交政策占的比例只有7%，93%的时间都是在谈美国国内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在帮拜登进行竞选，看了以后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拜登的长项是外交政策，没有用武之地。但是这反映了美国的现实，问题在国内，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国内问题。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把这些事情办好的意愿，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有可能减缓，甚至避免。

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美两国要避免走入大国冲突的陷阱”，而且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因素，不要完全是现实主义。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问题。现实的东西，那是军人和政府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但是我们要呼吁什么呢？我们要呼吁避免冲突，我们都要当鸽派，我们要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理解和交流，来避免走入新冷战。

(作者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理事会成员)